习近平主席早在2015年G20峰会上就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放宽外资准入领域”，这是我国下一步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举世瞩目的G20杭州峰会将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议题之一。此前于成都举办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强调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包括“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4.1%;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3.4%;内需对GDP的贡献率提高到110.4%”。据我们研究，未来5年，服务业将保持年均8%左右的增长速度。

　　我国开始进入经济大转型新阶段，国家及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适应大趋势，抓住新机遇，赢在转折点。

　　市场化改革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

　　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突出短板”。目前，我国服务业市场状况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低一高”。“三低”：一是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二是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较低;三是服务型经济质量低。“一高”主要是指服务价格高。服务业市场开放潜力巨大。以健康服务业为例，估计到2020年，我国健康服务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6%，而货物贸易仅增长0.8%，服务贸易已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双边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焦点。与此同时，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了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需求的快速增长。因此，我国新阶段的开放战略是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即从以工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一次开放”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转型。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点任务有三项：一是打破各类不合理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二是以服务业为重点有序实现对外开放，三是加快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

　　适应需求，加快服务业发展面临一些重大课题：

　　———解放思想，适应全社会服务型消费需求。以教育为例，国家在普及义务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也要重视满足全社会多元的、个性的教育需求。

　　———创新体制和政策。针对国有资本、社会资本投资医疗、教育等服务业领域，应采取统一的政策。针对服务业领域不同资本的投资，在行业标准相同的情况下，在政策方面应当做到“一视同仁”。

　　———提高政府对公共服务类产品的购买力度。尽管我国2003年就开启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但由于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滞后，在传统事业单位体制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发展相当缓慢。到2020年，争取服务类采购占政府采购的比重从2014年的11.2%提高到30%左右。

　　———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建议：一是应尽快出台服务业各行业的相关监管标准;二是进一步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权责边界;三是推进审批权和监管权的分离，保证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四是充分发挥服务业行业组织的独特作用。

　　从“一次开放”向“二次开放”转型

　　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大部分都涉及服务贸易领域。服务贸易开始成为扩大开放、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焦点。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又是一个突出短板。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20.6%，而我国仅为12.3%。我认为，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既是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又是我国进入大转型时代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落实好一系列重大任务：

　　———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扩大自由贸易网络。我理解“一带一路”大战略，应扮演好三大角色：一是以基础设施为依托;二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三是以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因此，应当在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的基础上，推进沿线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构建不同类型的自由贸易形式。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打造国内自贸区升级版。目前，上海等四个自贸区在扩大开放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其作用还远未发挥出来。比如，自贸区的122项负面清单有80余项是限制服务贸易的。因此，应加大国内自贸区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先行先试，真正起到扩大开放的先行者作用。

　　———以尽快建立中欧自贸区为重点，推进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中欧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欧盟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大市场，且迫切性在日益加大。如果能够建立中欧自贸区，形成中欧一体化的服务业大市场，估计当年中欧服务贸易总额将达到2000-2200亿欧元，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将由13.2%提高到20%左右，成为欧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在新的背景下，中欧自贸区建设可分三步走，第一步：2016年，促使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第二步：2017年，达成中欧投资贸易谈判协定，并同时达成原则性自贸协定，因为现在的投资谈判已经涉及部分服务贸易的内容;第三步：到2020年，争取全面建立中欧自贸区，进而对中国经济转型、中欧关系及世界经济治理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经济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适应经济转型的大趋势，要客观判断经济转型的挑战主要落在供给侧，实质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