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大竹县黄贵福在当地找同伴“教训”一名男子，致对方死亡。被通缉的他逃到北京，在朋友周国春陪同下去某派出所投案自首。按照周国春的说法，“民警说，案件发生在四川，在北京投案，犯人需要送来送去比较麻烦。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四惠，他就让我们回四惠找附近的派出所投案。随后他将身份证还给了黄贵福，并告诉我们坐哪班公交车回四惠。”自首未果，黄贵福到一家网吧用自己的身份证上网。很快，朝阳警方赶到将其抓走(8月10日《京华时报》)。

　　周国春说法中的细节是否符合事实，并不确定，但报道中“去之前，周国春给本报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朋友将要自首，希望媒体见证这个过程”，“派出所保安称，半个小时前，的确有两个人来自首，但是已离开了”等表述让人相信，自首的说法有一定可信度。

　　犯罪嫌疑人去自首，派出所却给“推出来”，令人吃惊。“推出来”的“受害者”，首先是黄贵福。自首，意味着可能得到相对轻缓的处罚。而在本案这样的命案中，自首还是被抓获，他最终获刑甚至是生死的差别。

　　“推出来”的受害者，有时并不只有犯罪嫌疑人。去年11月9日发生在海南的悲剧，让人记忆犹新:凶手行凶后到派出所投案自首，而当班民警怠于受理，致使凶手离开派出所后再度行凶，致两死一伤。目前，涉嫌玩忽职守罪的两名民警正在刑事追诉中。这次，因为犯罪嫌疑人的“收敛”，也因为朝阳警方及时出击，并未造成进一步伤害，但没有人能保证每一次我们都有这种“好运气”。

　　面对指责，这家派出所并不服气。他们的解释是:当时黄周两人到派出所时先找到保安说要找民警投案，保安带他们找到值班民警后，黄却没和民警说任何“投案”的事情，只是说要为老家一起打架的事情作证。

　　黄贵福的法律知识可能并不丰富，又处于那样一种精神状态，没说“自首”只说“作证”，有可能。不过，既然之前和保安说了“投案”，民警多问几句而不是急于“推出去”，自首可能就“成功”了。

　　再退一步，即使他只说“作证”不说“自首”，能推出去吗?他说的是“作证”，但如果某一需要他作证的案件尚未侦破，那么，来司法机关要求“作证”，实质是举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公民扭送、报案、控告、举报或者犯罪嫌疑人自首的，都应当立即接受，问明情况，并制作笔录，经宣读无误后，由扭送人、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签名或者盖章。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录音。”如果这些规定要求做的工作都做了，恐怕也就不会有之后的“推出去”。

　　面对“送上门”的犯罪嫌疑人，收还是不收，或许只是一念之差，但最后的结果却可能大相径庭。看过这一事件，相信每个人都该清楚应该怎么做。（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