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初，居住在印度德里南部的弗洛什把家里两台空气净化器搬到了一间卧室，整天和孩子蜷缩在净化器前，离开时一定会戴着面具，因为“呼吸的空气变成了毒药”。法梅尔在自己的三居室里放了5台空气净化器，但PM2.5的浓度仍然高达每立方米300微克。

　　伊朗社交媒体达人雷扎经常在网上张贴雾霾图片以示抗议，但他不知道该给谁看，“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只会变得越来越糟”。他讨厌这座车多人多的城市，经常说“逃离德黑兰”，但仍然每天开车出行，大量抽烟。

　　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一样，德黑兰经常“消失”在厚毛毯般的雾霾中。每年秋冬，污染物被困在群山环绕的城区，像一位专横的母亲一样，不由分说地拥抱这座城市，让每个人无处可躲。

　　曾因空气污染而臭名昭著的洛杉矶和伦敦，用数十年的努力洗净了天空，但人类与雾霾的对抗远未结束。

　　空气污染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死亡原因，仅排在不良饮食习惯、高血压和吸烟之后。2015年，约650万人死于室内外的空气污染。一项发表在《美国呼吸和重症监护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指出，雾霾可能影响幼儿和未出生婴儿的健康，20%～30%的呼吸道疾病可能与空气污染有关。

　　新的污染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洛杉矶和伦敦的经验让人们相信，人类可以战胜雾霾，但那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锲而不舍的努力。

　　在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中，1.2万伦敦人丧生

　　卡马雷纳至今记得，空气质量最糟糕的那几天，他刚到洛杉矶不久的5岁女儿指着远处的模糊影子喊道：“那是山吗?”而他不得不把汽车停到路边，揉着刺痛流泪的眼睛。

　　整个洛杉矶都在哭泣。

　　1943年7月26日，雾霾像一个暗沉沉的棕褐色窗帘席卷而来，笼罩在洛杉矶上空。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漂白粉气味，行人用手帕遮住脸，议员戴着防毒面具开会，时髦的女孩不时停下来滴几滴眼药水。新闻报道里都是“灼热、窒息、痛苦、扼杀”之类的字眼。

　　洛杉矶人引以为豪的阳光、雪山和果园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除了灰色的沥青、灰色的混凝土和灰色的天空，什么都看不见。二战中敏感的平民迅速发挥想象力，怀疑这是来自日本的化学武器攻击。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罪魁祸首潜伏在自己身边。

　　第二天，洛杉矶政府暂时关闭了南加州燃气公司的一家工厂，但雾霾并没有缓解。政府随后禁止30万居民家庭在后院焚烧垃圾，仍然无济于事。这些办法并没有错，但光靠它们治理雾霾，就像试图用水桶排光游泳池里的水。

　　市长弗莱彻·鲍伦信誓旦旦地承诺在4个月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研究人员花了近10年时间，才找到真正的“造霾者”。

　　上世纪40年代，洛杉矶街头有超过100万辆汽车，1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多。在加州标志性的阳光中，汽车排放的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很容易生成光化学烟雾，造成二次污染。到50年代中期，科学家已形成共识，汽车尾气是洛杉矶雾霾危机的主要因素。

　　那时的汽车，是“美国梦”重要的一部分。民众不愿意放弃心爱的汽车，制造商不想增加成本，政府则担心重挫创造大量税收和就业岗位的行业。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雾都”伦敦。

　　1952年12月5日到12月9日，当大量污染物被反气旋留在近地面，像一条“有毒的裹尸布”般将英国首都紧紧包裹起来时，见多识广的伦敦人并没有表现出恐慌和震惊。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早已学会了与这种“必要之恶”和平共处，甚至将其视为英国工业活力的象征，用自家壁炉烧煤取暖则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

　　然而，这次雾霾的严重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棕黄色的雾霾遮天蔽日，空气浓稠得像一锅豌豆汤，全城交通瘫痪，人们举着手电筒和火把摸索回家的路，小偷和强盗趁机出没。能见度迅速降到3米以下，《茶花女》的观众看不到舞台上的演员，伦敦皇家医院的护士看不到病房另一头的病人。

　　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中，1.2万伦敦人丧生，殡仪馆的棺材和花店的鲜花一售而空，死于支气管炎和肺炎的人数增加了7倍。

　　在伦敦雾霾中沉浮百年的冷漠和拖延迅速消散，公众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解决问题，起初声称高死亡率是由于流感爆发的政府，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行动。

　　用半个世纪打赢这一仗

　　“那时候呼吸都是疼痛的。”在贝弗利山庄长大的杰夫·德莱斯回忆。他的母亲是维权组织“驱除雾霾”的成员，数次戴着防毒面具带他去集会抗议，呼吁政客采取行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在洛杉矶的好莱坞人，则让这场反雾霾的战争多了一些戏谑色彩。

　　商店向游客兜售标价35美分的“雾霾罐头”，散发景色模糊不清的“雾霾明信片”。1964年，大使酒店举办盛大“庆典”，在灰蒙蒙的蛋糕表面插一面骷髅旗，为雾霾庆祝21岁“生日”。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污染物能引发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进而导致肺部永久性损坏，雾霾频发地区的儿童哮喘发病率高达14%。雾霾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越来越清晰，愤怒的中产阶级母亲最先坐不住了。她们不得不把孩子锁在家里，取消一切室外活动。

　　1963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第一个清洁空气法案，两年后出台首个国家汽车排放标准。1966年，加州公路巡警开始在路边随机检查汽车排放设备。1970年4月22日，2000万民众在全美各地发起游行，抗议空气污染。这一天，后来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提升汽车发动机效率和燃油品质，成了科技界的当务之急。

　　1970年，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强制要求制造商给所有在加州出售的汽车排气装置安装三元催化器，将有毒的尾气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等物质，环保部门每隔5年都会提升空气质量标准。

　　加州淘汰了大量发动机低效的汽车、重型卡车、摩托艇和割草机，炼油厂、发电厂、钢铁厂也开始执行新的环保规范，公众健康是第一目标。

　　作为第一个正式向雾霾宣战的美国城市，洛杉矶用了半个多世纪打赢了这一仗。伦敦摆脱空气中令人作呕的臭鸡蛋味儿，花了整整30年。

　　1956年，英国颁布清洁空气法案，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设立无烟区，将重污染企业迁往郊外。

　　在80年代初大规模开采北海油气田、用大量清洁能源取代煤炭之前，伦敦又数次被致命雾霾“光顾”，但再没有发生过1952年那样的大规模死亡事件。

　　洛杉矶和伦敦的治理经验，引来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2015年，巴黎市长伊达尔戈说服市议会在2020年之前禁止柴油车上路，发展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这与巴黎人的健康利害攸关”。1997年以来，该市已采取4次单双号限行、公共交通免费的“紧急措施”。

　　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当局建议在雾霾天减少私家车出行和户外运动。维也纳、柏林和米兰不允许柴油车辆进入市中心，墨西哥城则宣布要在接下来的10年里“消灭”柴油车。

　　“留在这个毒气室中，人们只能等死”

　　过去几十年来，家住加州西南部的玛利亚·古格尔提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在窗户上发现一层厚厚的灰。但最近几年，蓝天白云成了她最熟悉的场景，上小学时患有哮喘的儿子也不再频繁抱怨无法呼吸了。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洛杉矶空气质量大大改善，汽车数量增加了两倍以上，臭氧浓度却只有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40%。2012年，洛杉矶与汽车有关的污染物水平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减少了98%。南加州大学的研究结果显示，更清洁的空气让洛杉矶儿童的平均肺活量大幅增加，肺功能异常的比例下降了一半以上。

　　但随着空气质量标准提高，现在，加州仍是全美空气质量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尽管这个“最差”和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估计，大约三分之一的加州居民生活在超过联邦标准的污染物中，每年有9600人死于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

　　伦敦的空气质量问题也没有消失。占伦敦道路交通超过三分之一的柴油车，让PM2.5和二氧化氮成了新的健康“杀手”，后者可能造成每年5900人过早死亡。

　　洛杉矶高速公路上有专设的拼车车道，购买新能源汽车可以获得不菲的政府补贴。伦敦街头出现了1200多辆混合动力巴士，世界上首批零排放的双层巴士和纯电动出租车也将很快面世。

　　不久前，印度环境污染控制局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报告，称德里的空气污染比1952年的伦敦雾霾更严重，呼吸这样的空气和每天吸40支烟一样危险。

　　为此，当局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保护居民：所有工厂暂时停工5天，发电厂关闭10天，暂时关闭1800所公立学校，限制私家车上路。德里市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健康指南，建议市民用自来水洗眼睛，用温水漱口，出现呼吸困难、头晕眼花、胸痛的情况要尽快就医。

　　汽车限行、工厂停工和关闭学校，也是德黑兰每逢雾霾天必然使出的几大法宝。但对于大多数伊朗人来说，已成为“新常态”的污染是个如此庞大而复杂的问题，假装它不存在是唯一的选择。卫生部官员告诉当地媒体，人们可以躲在家里大量喝牛奶、吃新鲜蔬菜，“强健体魄”，政府则计划将首都迁到另一座更宜居的城市。

　　发现自己开始在阴沉沉的雾霾中变得烦躁、抑郁、咄咄逼人，伊朗著名的电影制作人戴瑞奇·麦瑞果断决定离开这个国家。“我在德黑兰无法呼吸，就这么简单。”他说，“留在这个毒气室中，人们只能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