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与科研机构中的科研人员,为了不让自己的科研成果“烂在窝里”,与企业合作几乎是一种必然选择。但很多科研工作者与企业打交道时发现,要将一项科研成果对外转化,自己既要会写论文,又要会写专利、会写合同,还要懂财务、懂谈判……多位受访者认为,应该把科研工作者从他们不熟悉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保证他们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教学和科研。(7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为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国务院和相关职能部门曾出台不少扶持政策,但要让科研成果顺利地走向市场,却面临不少问题。近几年,一些地方响应中央号召,出台了鼓励科研工作者当“教授企业家”的方案,但在与企业博弈之时,长期泡在实验室做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因为缺乏市场经验、缺少专业团队帮助,他们的很多科研成果都难以“推销”出去,或只能被“贱卖”。

　　要让科研工作者在促进成果转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要处理好干部管理制度和鼓励科研工作者创业的关系。南京工业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任阮锦强指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一系列法规关于离岗创业的规定,与其他规定有一定的冲突,“按组织部管理条例,有干部身份的科研带头人不能经商办企业,即便是科技成果转化,也要受到制约。”本来南京工业大学老师创办、学校参股的企业有100多家,后来有干部身份的大都退出了,还有少部分人不得不辞职。

　　为了做好科研成果转化,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院长纪红兵辞去了中山大学地方服务与产学研合作处处长职务。之所以辞职,一方面是因为他要在广州与惠州两地来回跑,分身乏术;二是如果保留原有高校职务、身份,相关监管机制会对自己正常的市场开拓行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辞职之后,各种负面效应逐渐显现, 比如自己在高校原有的影响力会渐渐弱化,同时也带来身份认同感方面的困扰。

　　其次,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让科研工作者既愿坐“冷板凳”,又可拿“热待遇”。一些科研工作者对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响应离岗创业的号召,有一个原因是,在高校做科研可以名利双收,但去大亚湾研究院这样的机构就会就被很多人视为不务正业。纪红兵说:“如果不是我之前已经拿到了一定的荣誉和科研成果、国家级大奖,恐怕会被说是正路走不通才去走歪路、斜路。”

　　事实上,原来纪红兵在学校时,他个人负责的课题经费过千万元,一年收入几十万元完全没有问题。如果留在中山大学的象牙塔里,他每年至少可以拿到 100万元的科研经费。“惠州研究院2011年成立,现在我聘用的博士后可以拿到一年18万元,但我直到去年开始才在研究院每月领5000元的津贴,因为不敢发,怕犯错误。”“干事业不能总靠精神激励”,纪红兵的感慨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此外,还要改革职称考评机制,让科研工作者既能搞产业化,又无须分心“写写写”。一位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10多年里,他已经带领研究院顺利完成了近千个项目的合作开发。然而,到研究院工作后,他完全没有时间埋头写论文。“我现在当副教授已经有五六年了,按道理已经可以评教授了,但是我的论文肯定不够。考评机制不改,论文是最硬的杠杠,现在只能是慢慢写。”(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