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主要从我国的教育产业的具体例子出发来阐释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

    美国“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宣称：“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类的发明都伟大的多。”杨东平先生也提出要把教育公平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来对待，“在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消除歧视和不平等，保障教育平等，争取教育机会均等，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诉求和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目标。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基本与经济政策无涉；作为理论问题，则基本与效率无涉。”

    从美、 日、英、法、德等经济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情况来看，这些国家基础教育经费投入，政府是不惜花费巨大的成本的，不惜巨额的投入的，以确保国民基础的义务教育水平。正如上文所说的，当前我国政府最迫切的任务应该是彻底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保证全社会的公民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在起点上有一个基本的机会平等，义务教育的实施是政府承担的首要的社会平等的义务，是最基本的平等的保障。

    当前有些地区实施公立学校转制的政策，出现一批“贵族学校”。这种现象的出现表面上是在教育行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使学校在一定的压力之下为求生存而自发地提高效率，表面上好像使少数家长、学生增加了选择学校的权利，而实际上却会有不少的贫困学生被剥夺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更谈不上选择学校了。

    当前我国出现了教育产业化的倾向，要求家庭承担社会教育的主要支出，这种政策倾向虽然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可喜成果，但是在这种成果的背后，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很多人受教育的平等的权利的被剥夺，教育水平的整体下降，这样的教育政策的倾向值得我们担忧。

    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国民教育的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教育要保障所有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当然，在确保教育平等的前提下，同时应当满足人们选择优质教育的自由，促进教育效率的提高。

    西方经济学界就平等与效率先后次序关系问题，大致有三种主要观点：（1）效率优先论。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都强调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中的配置资源的重要性，把与市场作用相联系的效率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反对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再分配保持收入均等化的政策，认为这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损害。（2）公平优先论。国家干预学派将平等作为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他们认为，平等是一种“天赋权利“，效率不仅不代表平等，而且是来自不平等，如果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收入就不可能公平分配。因此，应在政府的干预下缩小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推行社会福利事业。（3）平等与效率折衷论。以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平等与效率两种政策目标同等重要，没有先后次序，必须兼顾。即如何以最小的不平等获取最大的效率，或以最小的效率损失获得最大的公平。他们认为平等与效率之间虽然有矛盾，但二者相互妥协是可能的，社会只能在公平与效率、结果均等与机会均等之间达成当协。

    对这三种观点，我们仔细的分析下这三种观点兴起的背景就会发现，其实这三种观点理论的兴起都是与其所在的背景相适应的，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相对的是自由主义经济比较流行的领域的时候，而国家干预学派则是在福利领域。这些观点理论均是从一些具体的社会经济领域出发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正说明了“世界上没有普适的解决方案”那句话，正告诉我们要对待具体问题采取辨证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应该提倡一种微观的研究路径，不应该在抹杀具体问题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来做什么宏观的研究，宏观上泛泛而论一个问题，往往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错误的解答。

    在我国理论学界中，流行的观点就是强调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是统一的，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两者的统一奠定了现实的基础。的确，从长远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论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我们当前的社会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

    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经到了危险化的边缘。特别是弱势群体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严重分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另一方面，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500万户，千万富翁近万户，亿万富翁近千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50亿元以上。按西方经济学家划分的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高度均等，0.2~0.3之间为相对均等，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0.4以上为差距悬殊。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16，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4，1997年为0.425，1998年达0.426。显然，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曾昭宁教授曾经指出：“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找不到社会主义公平在发展和改革中的位置，在实践中不能妥善出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那么，不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建立，而且将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乃至社会动乱。”这已被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大量的实践所证实。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导致教育失衡。在“贵州学校”层出不穷的同时，成千上万贫困儿童却处于失学辍学的境地，更谈不上接受高等教育，从而直接影响后备劳动力乃至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阻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那么，上述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是否符合公平原则，是否能够促进效率？或者说我们所贯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合理性依据何在？理解这些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正确认识当前的社会实际从而对这个问题做出具体的应对，而不是高谈阔论什么宏观理论。

    针对这样的一些社会实际情况，政府也开始了对平等和效率关系的一些调整，如从政治思想上提出了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政治理念，这反映了政府对当前的平等和效率关系的一些针对现实的一些调整。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关键还是在具体实施，具体制度安排上来解决这样问题，从具体制度 安排上来调整平等和效率的关系，这才是关键问题所在。比如说降低公民受教育的经费支出，国家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走出教育产业化的误区，彻底贯彻实施义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