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化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它的构建覆盖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难度与复杂性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强化信用立法，以立法来确立其中的规则与标准，显得极其重要。

　　信息征集是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工程，它的质量与广度，直接决定了信用体系的公正与深度。因此，哪些信息属于公民个人隐私，哪些信息必须公开，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其中的标准与界限，确保信息收集的严肃性与公正性，是必然的选择。

　　信息系统在使用的过程中，如何确保安全与规范，则是信用系统的“证明”功能能否准确实现的必要保障。比如，到底哪些机构或部门有权力获取个人、企业的信用信息，信用系统的征用有何标准和程序，也必须以法律的方式加以界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个人信息由以前的条块化和分割局面聚集为统一性的“信用代码”，则意味着个人信息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一旦被不合理使用，带来的信用风险也将更大。以此而言，将信用系统的使用纳入法治框架之内，做到依法“征信”，亦是不可忽视的基础工作。

　　社会信用系统的一个重要作用，即是要通过完整的信用代码，让失信者得到惩罚，守信者得到奖励，以促进整个社会诚信度的提升。因此，这对于个人信用的完整性、真实性，必然有着很高的要求。如果不能做到“万无一失”，给个人带来的负面信用影响不可小视。在这方面，一是要对个人信用的收集和录入建立严格的倒查和反馈机制，做到及时更新与纠正;二是惩戒的标准与程序必须突破行政区域和部门限制，以确保信用惩戒的公平性。

　　信用系统无论对于社会诚信的提升，降低经济发展的信息成本，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都有着重要意义。但其中阻力也客观存在。比如，对于一部分官员而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将不可避免触及一些过去不愿意公开但又必须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于政府而言，建立政务信息系统的首要条件，便是政府的信息公开要跟上信用评级的要求……以立法的方式来扫清阻力，避免标准的模糊，恐怕是重要选择。

　　信息系统的发达与否，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信用信息的保护是否充分，能否精确用于信用评级;二是，信息流通效率是否最大化满足信用评级的需要。而这一切，显然都需要立法的护航。只有严格纳入法律的界定范围内，信用系统的建设才能在这两个方面规范化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