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身边，总能看到一颗颗因渴望融入城市的心，与现实户籍约束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妈妈，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在北京考职高……”这是笔者亲历的一个名列前十的北京陈经纶分校初中二年级福建籍女孩，跟她妈妈的一段伤感而备显无奈的对话。

　　显然，身处大城市，如果没有一张户口，就会遭遇诸多不便。比如，儿童社会福利保险没有保障，子女上学要交“赞助费”，儿女高考要返回原籍或只可报考职高，买房购车备受严苛的政策条件限制，老年福利与生活及妇女生育保险权利等得不到保障，看病没法报销，连挂号费都比本地人高出数十元，凡此种种……

　　在中国，众多的人们希望获得一张城市户口或者大城市户口，主要是户籍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其背后是医疗、教育、社保、养老等方方面面的保障和福利。也就是说，中国的一张户口纸上，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值，它让人们趋之若鹜。

　　这种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国城乡之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不单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使户籍改革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Ø 2020，奏响“漂童”的春天?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需要，原本以人口登记为基本功能的户籍制度，逐渐附着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社会福利和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不断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汇集，导致城市越大，公共服务的水平越好，落户政策门槛也随之提高。而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面对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已经不堪重负。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教育医疗资源紧张等“病症”日益显现，使目前特大城市陷入户籍制度改革困局：一方面必须严格控制人口，不能放松落户门槛;一方面城内的大量非户籍居住人口，要求享同等市民待遇，倒逼户籍制度改革。

　　2014年3月19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新闻发布会，为中国未来七年的城镇化提出了发展的要求，也让一批70、80、90后“北上广”漂族及其“漂童”感受到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盎盎春意。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发布会中坦率地强调了两个有关户籍改革的原则，通报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时间表：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是本届政府的工作着力点。《规划》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以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的人口落户的问题，要提高高校毕业生、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等人口的城镇落户率。

　　以北京为例，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8-2009学年度，30073名非北京市户籍小学毕业生中，最多只有24685名学生在北京继续读初中;12599名非本市户籍初中毕业生中，最多只有5484名在北京继续读普通高中。大量孩子在北京读完一部分课程后，不得不忍痛离开北京、离开家人，回原籍读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非本地学生在北京难以升学，尤其是难以参加高考。有网友认为，户籍制度是导致教育不公的根本原因，异地高考能够突破户籍制度的桎梏，有效促进教育公平。

　　袁贵仁透露，教育部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解决的办法，并将逐步推进异地高考。这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工子女不用独自返回户籍地读高中。

　　2013年12月30日，北京市随迁子女在京升学考试工作方案——《2014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实施办法》正式出台。凡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只要符合下列5项条件，其随迁子女便可申请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即，1)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暂住证或工作居住证;2)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3)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4) 进城务工人员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6年(不含补缴);5) 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

　　异地高考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范围触动城乡不同利益人群的一个两难命题。支持者认为，突破户籍制度的桎梏，推行高考同城待遇，将实现更公平、更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是“有教无类”的理想写照。

　　总之，国家将新型户籍制度形成的时间定在2020年，着实让人有些意外。这个极具统筹性质的改革之举也让教育改革有了新的契机，亦让更多的“漂族”和“漂童”感受到了别样的、更深层次的关怀与春意。

　　Ø 2020，点燃“漂族”希望之光?

　　户籍问题实际上是国民待遇不公平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的往南部沿海城市迁移的打工族，到本世纪初开始的往北部城市，特别是北京来迁移的北漂一族。这30年来，城镇化的发展永远绕不开的几座城市便是北上广，而北京，现在尤为引人瞩目，这个集政治、经贸、文化于一身的首都，现在由于大量流动人口的注入，已经有些感到吃不消了，所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近年来政府和人民都在热切讨论的问题。

　　据统计，在2011年北京的常住人口为2018万人，与1990年的1081万人相比，增加937万人，增长87%。在北京2018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742万人，比2000年的256万人增加486万人，增长189.8%，接近2倍。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1年的36.8%，而2011年北京自然增长人数仅为6.1万人。外来人口增长已成北京常住人口增长的主因。

　　回顾过去几十年来，户籍制度在不同时代、环境、社会背景之下所处的位置，可以发现，这一制度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尤其随着国家发展路径的转变，与户籍制度相对应的国家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户籍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管理手段、经济手段，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014年4月14日，一份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社会调查课题组的——《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户籍改革意愿调查报告》，再一次折射出桎梏已久的户籍制度门户极待放开的急迫所在，及众漂族的希望所在。

　　该报告从30个城市的3154份问卷中得出分析结果：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最重要方面，认为是加快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比例最高，为28.8%;其次是加快解决基层教育“择校”问题，为24.7%。

　　在子女基础教育保障方面，“北上广”青年流动人口中，有超过60%的人把孩子带在身边，与其他地方基本相同。从7-13岁随迁儿童入学的类型分布来看，在北京有82.4%的随迁儿童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略高于79.5%的全国平均水平;在广州，55.7%就读公立学校，39.6%就读私立学校。值得关注的是，“北上广”分别有3.5%、5.1%、5.3%的随迁儿童既未入学也未入托，都高于2.1%的全国平均水平。

　　笔者从北京朝阳区某社区私立国际学校了解到，该社区聚集了大量来京10-20年以上的中青壮“漂族”群体，其子女入学该社区私立学校的比例为90%以上，即该私立学校小学部每年级近7-8个班的学生中有90%以上为“漂童”，当然也包括少量的国际“漂童”，这是由私立、国际的独特性决定的。这批漂童大都为60、70、80后子女，其父辈母辈在京均有较高且稳定的工作与收入，有不少高级白领和不少自有老板藉由他们尚佳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勇敢地当上了超生“游击队”，纷纷催生了一批一胎二胎三胎“漂童”。

　　基于户籍制度门槛的设限，这批中产“漂族”家长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与优势资源及关系网带，规划着他们的一胎二胎三胎“漂童”由国内转外销的教育输出通道，国际学校恰好逢迎了这批不能在迁入参加高考的“漂童”需求，适时为他们提供了由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一条龙服务链。显然，这是一笔不可小觑的教育输出经费，如果当前的户籍改革能推进并落实诸多“漂童”们的“异地高考”问题，也许家长们也不必如此盲从，更不必如此忍痛割爱地将爱子爱女年纪小小便送往异国他乡求学，中国的教育经费亦不必如此大量地白白流往返国外。

　　“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李克强的回应无疑切中肯綮。无论是从广大百姓的愿望出发，还是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角度考虑，通过打破户籍藩篱的改革都需要加速推进。

　　在中国自由迁徙的梦想何时能够实现，是很多人心中的问号。2020年中国的户籍制度看似光明在望，但亦有专家认为，“特大城市户籍改革问题”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是户籍改革难点。

　　所以说，2020能否真正点燃“漂族”的希望之光?能否真正凑向“漂童”的盎然之春?还有待制度的深层推进，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拷问。(撰文：彦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