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阳光透过薄薄的雾霾照射在长沙。入秋的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已经有些凉意。

这一天，这个城市的两个支柱企业的领导层，都很忙碌。位于星沙工业区的三一重工，标志性的18号厂房门口摆上了红地毯，董事长梁稳根穿戴整齐，在簇拥之下等待着来访的贵宾。

而湘江对岸，位于银盆岭的中联重科总部，正在紧张地筹划着即将于次日早间播出的一期电视节目。董秘申柯先是下到工厂里，以车间为背景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然后再来到办公室，指着电脑屏幕，以便摄像拍摄下那些曾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的报道文字。

此时的两个企业，因为一起跨省拘捕记者的“大戏”，已经引来全国范围的关注。中联重科的压力显然更大，他们正遭受巨大的质疑，但因为对这一切有足够的预期，他们仍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下一步棋。

而同城对手三一重工，忙碌之下则显得有些忐忑。“动作这么大，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只能等着。”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腾讯财经。此前，中联重科已经向媒体暗示记者被抓事件背后与三一重工有着某种关联，但毕竟没有正式的指控，10月25日，三一重工宣传部负责人对腾讯财经表示对此案无法置评。

但该来的总是要来。

次日，一个周末的清晨，央视新闻频道的报道让此前几乎一边倒的对中联重科讨伐的舆论发生扭转，在这则新闻中，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向长沙民警“坦承，为显示自己有能耐、获取更多名利，其受人指使，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大量失实报道，致使中联重科声誉严重受损，导致广大股民损失惨重。”

尽管播报中没有直接提到三一重工，但新闻视频中巧妙地显示出陈永洲正在签名的笔录上“三一重工”的字样。这意味着，目前进展到“中间人”阶段的侦查工作，最终牵涉到三一重工已几无悬念。

而此时的三一重工宣传部负责人，已经不再接听媒体的电话。中联重科则一下子从巨大压力中翻身，由备受指责的“加害者”，转变成为“受害者”。

在一片对媒体记者丧失职业操守的声讨、失望当中，也有很多法律、媒体从业人士在呼吁受贿并不意味着损害商誉罪成立，报道是否真的“失实”应由法庭而非警方、媒体或陈永洲自己下结论。这个案件仍有太多这样争议点。

但没有争议的是，这场热闹的大戏，仍然没有脱离萦绕在这个城市，已经上演十多年的剧本——只不过比以前演的更热闹，并且在“死对头”中联和三一之间的第三方，政府之外，增添了媒体这一角色罢了。

而这出两个同城、同行业企业的恶性竞争戏码，已经让双方的底层员工战战兢兢，中层干部疲于奔命，高层亦时常陷入舆论漩涡。然而，无论是目前“战火”的延烧，还是企业的基本面，他们失望地发现，争斗短期内仍然看不到尽头。

筹划已久的一次反击

“我们和公安不熟。”中联重科的一位宣传部人士对腾讯财经说。当时，微博上正在流传警方抓捕陈永洲的奔驰商务车来自中联重科的消息。

10月25日下午，在腾讯财经多次提出沟通需求后，中联重科最终派出了上述宣传部人士进行接待。他对腾讯财经澄清公司与公安关系的传言，称中联只是报案人，之后的一切工作都由公安部门推进与公布，中联并不清楚案件已经进展到哪一步。

但从次日央视报道中看守所电子时钟呈现的“2013年10月25日12：36”的时间，以及董秘申柯的出镜来看，在上述人士否认的同时，中联重科实际已经获悉案件进展，并在配合央视的采访录制工作。腾讯财经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央视报道中出现的电脑屏幕上新快报稿件的镜头，是在申柯办公室里录制的。

腾讯财经此前在长沙多方走访，几乎所有人都预测到了之后公布的记者受贿的情况。“中联和詹纯新都以稳健著称，突然如此高调地联合警方跨省抓记者，置自己于风口浪尖上，一定是做好了长远规划。”熟悉中联的人士对腾讯财经说，以涉嫌损害商誉罪名抓捕，但最终以受贿罪名起诉，或为事态发展的筹划方向。

中联重科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据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杜锋向腾讯财经介绍，公司副总裁、首席法律顾问孙昌军，曾于今年6月12日主动与新快报高层协商，希望报社能够到中联重科实地调查采访，以澄清相关报道中不实的内容，但遭到拒绝。

而据央视报道，中联重科于9月9日向长沙警方报案，9月16日正式立案。从6月双方沟通无果，到9月份报案，中联重科经过了三个月的准备期。而腾讯财经获悉，几乎就在立案的同时，中秋节（9月19日）前夕，孙昌军曾在一次对外饭局上透露，“等着吧，中联（针对三一）最近要有一个大动作。”

在长沙的政商界人士中，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虽然具体执行案件的是长沙市公安部门，但做出抓人决策的是湖南省公安部门。而26日新华网报道中“记者25日从湖南公安部门获悉”的表述或可印证这一说法。

此外，还有传言称，因为涉及到新闻媒体及可能遭受的舆论压力，湖南省公安部门在行动前曾向湖南省委宣传部征询过意见，得到的回复是“此事要慎重”，但因为掌握的记者受贿证据充分，公安部门最终实施了抓捕。这一传言未获公安及湖南官方的证实。

此次影响如此之大的事件中，中联重科的主动反击，与去年年底“三一迁都北京”事件时的表现形成对比。当时，三一通过众多媒体发出声音，指责中联重科对其进行了众多打压，令其不得不将总部搬离长沙。而中联重科只是发布声明否认媒体的报道，更多时候选择了回避与低调。

今年1月份，中联重科的股东之一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对腾讯财经表示，自己曾与詹纯新就三一“迁都”之事交换看法，均认为应以大局为重，避免打口水仗。“总得有一家开始去做良性竞争、做负责任的事。”

不过，春节过后，中联之前的低调策略有所改变，先是由独立董事经过调查后发出声明否认《三一恨别长沙》等媒体报道内容，并曾出现过高管与新快报人员在微博上的“骂战”，并最终在经过三个月的酝酿准备期后，通过当地公安机关发起了此次反击。

“沉稳就是不轻易出手，出手即是重招。”上述熟悉中联的人士评价称。

内斗背后的政商生态

在“迁都”和“拘捕记者”两次风波中，不难发现三一和中联在斗争中借力对象的不同。作为民营企业的三一，机制灵活，时常借力媒体，不仅“迁都”一事，最近一年起诉奥巴马、以及2010年智利矿工救援事件，均成为三一的“事件营销”成功案例；而中联重科作为湖南国资委监管下的企业，在必要时候则采取了报案、引入公安部门介入的方式。

在这种借力的过程中，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存在不恰当的行为。例如，此次新快报连续负面报道事件，就被中联认为是竞争对手联手媒体的行为，目前的陈永洲笔录也已经指向三一重工；而三一喊委屈的“间谍门”、“绑架门”、“海关门”等事件，均指责中联重科利用了自己良好的政府关系。

尽管梁稳根声称愿意将企业捐献给国家，成为少有的民营企业家“十八大”代表，并一度有传言称其将从政、甚至可能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但腾讯财经在长沙接触到的各方人士，普遍都认同三一重工相比中联重科政治资源逊色的说法。

而相比中国其他省份，湖南的一大特色便是政治色彩浓厚。“你看那些著名的官场小说，《二号首长》、《人大主任》，作者基本都是湖南人，好多素材也来自湖南官场。”当地的一名公务员对腾讯财经说。他指出，湖南的官场生态有个长期特点，在于本地籍的高官较多，这个现象直到近年来才得以改善，而众多传言均指中联重科在本地政治资源中占据优势。

不过，三一同样有着自己的优势来赢得政府的支持。多位长期跟踪三一和中联的观察人士对腾讯财经称，在工程机械的市场上，起步更早、拥有更灵活的机制的三一长期处于领跑中联的状态，并给湖南带来了良好的税收、就业、GDP增长。在以经济发展作为政绩考核的首要因素条件下，三一获得了湖南政府的财政补贴等诸多政策。

多名长沙本地人士对腾讯财经表示，在湖南的政商生态中，高层对于两家企业采取较为平衡的方式，但在具体的行政部门办事中，中联占据优势。

例如，在2008年对于意大利CIFA的竞购过程中，最终在湖南省发改委的协调下，由中联获得并购机会；2012年对普茨迈斯特的竞购过程中，中联重科再次率先获得发改委的“路条”，奈何三一重工“铤而走险”率先与对方签约，造成既成事实，中联忍气作罢。

而二者之间的竞争虽然绵延十余年，明显恶化却是始于CIFA收购战。当时，金融危机的到来营造了海外收购的机会，同时三一中联也同时认识到了国内市场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2010年史上最严房地产调控后导致行业长期低迷时显得更为明显。在此之前，尽管二者时常有各种摩擦，但高速发展的大盘子，使得双方各自都有足够发展空间，直到国际并购、以及国内市场低迷的出现，才让二者短兵相接。

为了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2011年8月，在时任湖南省省长徐守盛的见证下，梁稳根和詹纯新签署了一份行业自律公约并握手，承诺不再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但讽刺的是，偏偏是签署了这份自律公约之后，二者的争斗反而更为激烈。

在宣布将总部迁往北京之时，三一不断强调并非对湖南政府不满。然而，他们也同时对外承认，北京的政治资源是“迁都”的重要因素。“以后再有并购战，拿发改委‘路条’时，我们找北京发改委，他们找湖南发改委，至少我们不会弱势了。”三一内部人士对腾讯财经称。

如履薄冰的基层视角

三一的“迁都”，最终只是将注册地更改为北京，只有相当少部分的人搬往北京，这让众多曾经担忧背井离乡的总部员工放下心来。留在长沙，意味着家庭、生活的稳定，但同时也意味着，将继续在这个城市里承受两个企业的恶性竞争带来的如履薄冰。

三一总部一名基层员工对腾讯财经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同学来到长沙出差，自己原本打算过去请同学吃饭，尽地主之谊，但当听说同学住的酒店就在中联重科总部附近时，他只好让对方打车过到湘江这侧来。“不敢在那个地方出现，万一被谁看见，说不清楚的。”

他的生活圈子基本局限在星沙，这个长沙县的县政府所在地，很少到湘江对岸的长沙市区去。三一不错的待遇，帮助他毕业三四年即在星沙买了房子。与竞争对手的敏感关系，尽管整体上对生活影响不大，但总是一个随时可能出现的疙瘩，比如毕业于长当地名校中南大学的他，不得不与毕业后进入中联重科的同学，相互之间刻意保持距离。

他透露，三一的单身男性员工，往往成了“湘妹子”的“抢手货”。与大部分民企不同的是，三一内部也鼓励员工相互结合。对于正当谈婚论嫁的这些男青年们，唯一的禁区是：“不要和中联重科的女生谈恋爱。”

对生活影响更大的主要是一些中层的干部。这些人是诸多恶性竞争手段的执行者，为了自身的工作前途，而不得不与对手不断纠缠。长期以来，这种你来我往的口水仗、甚至“无间道”的戏码，让他们疲于奔命，公开场合高声指责对手，私底下则抱怨这种生活“何时是头”。

有意思的是，海外市场似乎是个“世外桃源”。一名曾经被三一派驻到南亚某国的前员工告诉腾讯财经，在当地，三一和中联的员工相互见到之后都会打招呼，甚至偶尔在订单上还能相互协商，“大家在异国他乡，都是中国人”。但随着海外的泵送业务全部交给普茨迈斯特之后，他被召回到国内，立刻回归到了这种敏感的关系当中。

这名员工在回归长沙之后，正值2012年三一的“裁员潮”，在被通知将调往北方之后，他选择了主动离职。这拨“裁员潮”同样给上述的总部基层员工造成了困扰，作为其中的较为优秀者，他成功留在了公司，但很多毕业一起进入三一的朋友，均纷纷离职，以前下班后一起在不远处的长沙师范学校踢球的同事，可以组成一只完整的足球队，如今只剩下几个子人。

这种行业不景气造成的人员分流在泵送事业部仍在继续。一名三一内部人士告诉腾讯财经，今年集团的港口机械、路面机械都有不错的业绩，但占比最大的泵送业务仍然处于低谷，目前未能销售的库存达到3000多台，并称竞争对手拥有5000台的库存。双方在泵送业务上仍处于彼此“绝地拼杀”的状态。

上述三一内部人士称，去年集团实现了800多亿的销售收入，今年年初提出了1000亿的计划，但预估只能完成600多亿。竞争对手的情况同样糟糕，中联重科上半年财报显示销售收入和利润同比分别下滑约31%和48%。

不仅仅在传统的竞争业务上要继续“死磕”，就连双方都在发展的多元化业务也“针尖对麦芒”。例如，中联正在发展环卫车的业务，而三一紧接着开始进入这一领域，双方展开对各地政府的城管大队资源的争夺；消防装备等新的业务也同样成为直接竞争对手。

无论是从目前仍处于争议当中的新快报事件，还是从近期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景气度，再到在新兴业务上的竞争面的扩大，都说明，短期内两个企业的竞争都仍将继续，基层和中层员工们如履薄冰、疲于奔命的生活，仍然看不到尽头。

还好最最基层的流水线工人没有这个烦恼。同在星沙的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公司，就紧邻着三一重工科技园。夜幕降临时，两个工厂的没有班可加的工人们，围在一些带有性暗示广告的大篷车前，观看着廉价的表演。

这个时候，终于没有人提醒他们：你来自三一，他来自中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