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高岳

据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通报，截至4月21日16时，中国共报告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102例，死亡20人，康复12人，其余70人正在各定点医疗单位接受救治。同时，中国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冯子健明确表示，H7N9感染人疾病谱尚不清晰，但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接触活禽是感染这种新病毒的危险因素。携带病毒的家禽及其排泄物、分泌物，可能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传染来源。

与此发生的连锁反应便是，全国各地相继启动防控应急预案，活禽成为最主要的监控对象，纷纷叫停活禽交易：4月3日起，贵州开始在农贸市场等高污染场所采集活禽环境标本；4月6日上海在全市范围内暂停活禽交易。而北京市早在7年前便关闭所有活禽交易市场。

不过，另外一个现象同样值得关注，继H7N9疫情较集中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之后，北京市也出台了《关于促进本市家禽产业稳定发展意见的通知》，除决定对北京防控H7N9禽流感中受到影响的家禽产业给予财政补贴外，还出台了四项扶持政策，旨在保障家禽产品市场有效供应和价格稳定，保护养殖场经营者的利益。

一边是活禽交易市场的种种查禁政策，一边是对家禽养殖产业采取救助政策，还有民间对于活禽宰杀的禁与不禁的种种争论。中国活禽市场的存与废似乎走了一个岔路口。

摊主：没听说不让我们卖

在北京市丰台区嘉园路的一家农贸市场，记者注意到，这里的活禽摊点和其他摊位紧密相连，紧挨着就是水产和蔬菜摊点，每天有数百人来买菜。“以前这里天天都卖活鸡鸭，有时候还有鸽子、鹌鹑。”一位蔬菜摊主说，这次检出禽流感病毒，才知道活禽摊点隐藏着风险。

曾经宰杀活鸡活鸭的摊贩生意冷清，摊主告诉记者：“最近根本没什么人来买鸡，原来一天十几只地卖，现在是一天一只鸡地卖，邻近摊位都嫌弃我了，买菜的人好像也绕着我的摊位走。”

据这位摊主介绍，最近市场的监管比较严格，进货渠道、检疫情况等都得登记备案。不过，很多摊主手里都有囤货，考虑到疫情的影响，都不愿意再进。

“北京不是禁止活禽交易了吗？你们还就一直这么卖，没人管你们吗？”记者问道。

面对记者的问题，摊主显得有些诧异，说了一句“没听说过不让我们卖，问那么多干什么”，便不再作声。

在已经禁止活禽交易7年之久的北京，进行活禽交易的摊主为何从未听说过“不让卖”的声音？答案似乎可以从以下的官方声音中获得：

北京市确诊的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女童姚某的父母从事活禽贩卖工作，北京市疾控主动筛查出的首例无症状H7N9病毒携带男童竹某的父母从事禽鱼贩卖工作，女童父母的活禽店在顺义区古城村中心街，男童父母的则是在朝阳区奶东村。面对“北京的活禽交易查禁工作是否存在漏洞”的问题，北京市重大动植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姚杰章向媒体阐释，上述两家从事的活禽贩卖均属于“散卖”，“事实上，顺义和朝阳区奶东村那两个从事活禽贩卖的都不能认定为活禽交易点，我们给它定论为小私屠滥宰点，朝阳区那家商户本来是卖鱼的，如果有人需要活鸡给他打电话，他再从别的地方预订过来，但他们没有检疫证，不符合北京市禽类定点屠宰要求，也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这么多年北京一直在坚持关闭活禽交易市场，北京所有大市场都不存在活禽交易市场。”姚杰章同时坦承，在城乡接合部的流动摊点在管理上的确有困难。

禁与放：消费需求是关键

查阅相关资料，记者大致梳理出了北京市禁止活禽交易的时间脉络：

2003年底2004年初东南亚爆发禽流感，当时北京暂时关停了所有的活禽交易市场。而禽流感过后，对活禽市场的管控曾有所松动；

2004年3月24日，北京市下发的《关于本市防治重大动物疫病的下一步工作意见》提及，鉴于全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趋于平稳，在本市恢复活禽交易，但交易场所必须相对独立，便于消毒；严禁活禽现场宰杀；

2005年11月，受新一波禽流感疫情影响，北京市政府再次宣布全市暂停活禽交易活动。疫情过后，活禽市场是否解禁，则一直没有明确。关停事实上持续至今，已有7年之久。

2006年6月16日，北京市农业局发出通知，称北京活禽交易可以有条件恢复。并规定凡从事活禽(包括鸟类)经营活动的市场以及摊位，必须由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动物防疫条件审核，取得《动物防疫合格证》后，方可从事活禽交易。

2006年1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89号文，要求“率先在大城市逐步取消活禽的市场销售和宰杀，推行‘禽类定点屠宰、白条禽上市’制度”。

自此，北京市场上并没有摊位通过审核，理论上说活禽交易事实上并未恢复。

和北京一样，早在2004年，上海也曾因高致病性禽流感停止过活禽交易。但疫情之后，上海又逐步放开活禽交易市场，并规定活鸡必须定点销售。据上海市农委主任孙雷的解释，当时之所以恢复活禽交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照顾市民的消费习惯”。

今年4月8日，在上海市农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于上海是否会以此为契机，永久停止活禽交易的问题，孙雷表示，会充分征求市民的意见。这个话题立即引起了争议。在某报纸官方微博发起的投票调查中，对于“你是否赞成上海永久停止活禽交易？”一问，赞成563票，占28.7%，反对595票，占到30.4%，差别不大。

无独有偶。临近上海的杭州，十年前也曾考虑过“禁活禽”，在市区推行家禽定点宰杀，但遭到养殖户、经营户、消费者的强烈反对，方案无疾而终。在杭州五星级农贸市场推行的试点，也在运营一段时间后，生意萧条，在消费者对现杀现卖活禽的需求下，一年后恢复了活禽交易。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民众向记者反映，若没有禽流感，自己对于活禽更有“好感”。

“活鸡一眼就能看出来身体好不好，但宰杀好的鸡，之前是死是活，过程是否安全、干净都没法自己监控，让人很不安心。”在嘉园路的这家农贸市场，曾经是活鸡的老买主的张大妈这样对记者说。

“和生猪屠宰需要专业技术不同，家禽宰杀简单容易，杀鸡一般成年人都会，很难实施监管。”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畜牧局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所以，现在虽然禁止了活禽交易，但只要消费者的这类需求仍存，那么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出现大量的地下活禽交易。

专家：改变习惯才是治本

“迄今为止，在一些边远地区(尤其是山区)，经济较为落后的地方以及经济发达城市的某个死角，活禽经营市场处于无人过问或几乎无人监管的状态，从四面八方运来的活禽集中在集贸市场出售，交易的人群随意挑选购买，用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随意运走。”在地方动物监督所工作的钟敏菱说，据他了解，在某大城市郊区公路边的一开阔地上，每天下午18时开始，陆续有小贩开着小货车摩托车或骑着自行车，载着各类活禽在此集中交易，购买者也准时到位，两三个小时的交易时间过去后，空地上随处可见鸡鸭粪便，鸡鸭毛到处飞扬却无人管，路过这里的行人大多掩鼻而行。

在钟敏菱看来，目前我国活禽市场存在防疫设施不健全、检疫手段落后、缺乏管理体系等问题。“活禽经营场所、宰杀场所以及活禽笼具、宰杀器具等清洗消毒工作不能定期进行，运载活禽的工具也没有清洗消毒就进出场了，特别是在城市和乡镇的农贸市场，这样不利于疫病的防疫和控制，甚至可能造成疫病的传播。”钟敏菱说，此外，在城市和乡镇的农贸市场没有无害化处理设施，对于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类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而是随便抛弃，甚至有经营户将之出售的违法行为发生。

“从流行病学角度上讲，禁止活禽交易有利于疾病预防，尤其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大城市。”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说，尽管目前对于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感染途径尚不明晰，但多数专家都认为活禽市场是最大的潜在危险。

他认为，活禽交易的污水处理、活禽运输、宰杀环境密封等方面都需要格外注意，无论从监管还是成本上来说，投入不会小，“因此，仅从成本角度考虑，禁止活禽交易，把风险降到最低，也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钟敏菱则建议说，现阶段应严格活禽经营市场开办条件，规范活禽经营行为。并加强活禽经营市场卫生管理，实行定期休市制度，“规范市场活禽宰杀行为，逐步推行活禽定点屠宰制度。各级部门要严格规范现有活禽经营市场的活禽宰杀行为。市场开办单位要建立健全活禽宰杀管理制度，配备与宰杀规模相适应的消毒、通风和无害化处理等设施、设备、活禽宰杀区域布局、设施等条件要符合动物防疫卫生等相关要求，实行活禽宰杀、销售分离制度：即宰杀区域与销售区域必须相隔一段距离，且须用阻隔物加以隔离；从事活禽宰杀的人员要符合卫生部门的要求，取得健康证明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活禽销售人员和宰杀人员要佩戴明显的区分标志，不得相互交叉”。

“同时，积极倡导食用冰鲜禽肉，引导消费者转变宰杀活禽的消费习惯，树立更加健康科学文明的消费观念。”钟敏菱说。（记者 赵丽）

编辑：陈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