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４日电（记者胡浩、李科、王立武）２０１１年１月，河南开封一起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挑动了警方最敏感的触觉：农村妇女田某用假药掉包换取药店的真药，被民警现场抓住。经查，田某曾先后５次用假药在开封宋都大药房等５家药店换取真药。 一个普通农民，自己不具备生产假药的能力，她背后的黑手会是谁？犯罪的上游又躲藏在哪儿？一条细微的线索牵出了一个完整的假药产供销链。 追：环环相扣，特大假药制售产业链浮出水面 一连串追问，让警方高度重视。“药品事关民生。近年来，但凡涉药案件总会挑起办案民警最敏感的神经。”河南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副总队长舒晓南说。河南省公安厅立即部署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一个放射状的假药产供销链条露出冰山一角。 案件很快上报公安部，公安部领导高度重视，要求一查到底，坚决铲除制售假药犯罪网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随着深挖扩线，民警从河南安阳、安徽阜阳等地的假药批发商顺藤摸瓜，追查出两大假药生产窝点和广东假冒血液制品生产窝点；继而将假药包材提供商，及购假并向全国各地批发销售的团伙全部查明。一个遍及河南、广东、河北、安徽、山西等８省市，集生产、批发、销售于一体的特大假药犯罪网络最终浮出水面。 ２０１１年８月５日，公安部下达统一作战指令，各涉案地公安机关９００余名民警雷霆出击，发起打击假药犯罪专案集群战役，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１４名，查获假冒十余家国内外知名制药企业的数十种假药达６５００余万片（支、粒），涉案价值逾亿元。 惊：淀粉做药，“治病”药缘何“致病致命” 在安阳市公安局地下仓库，记者见到了此次查获的部分假药。从复方甘草片、珍珠明目液、吗丁啉，到罗红霉素、阿奇霉素，从毓婷、达克宁软膏，到脉络宁、地奥心血康，既有家庭常用药，又有需医生处方才能购买到的消炎药、心脑血管药品，既有丹参滴注液、脉络宁注射液等各类注射针剂，还有狂犬病疫苗等生物制品，各类假冒药品共计６０多种。 办案民警透露，此次查获的假冒药品很多本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急重病临床急救的救命药。 而这些假药都是什么成分？ 据化验，它们多以淀粉、玉米粉、饲料、水、化学色素等为原料，为使其与真药在色彩、重量和反应效果上相似，不法分子竟然在假药中添加了铁粉、兴奋剂、安定等成分…… 记者从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厚厚一摞食品药品检验所对此次查获的假药样本检验报告中随意抽取了一份，上面写着：按标准，含阿奇霉素应为标示量的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百一十，但样本检验结果仅为百分之三，即含量不到合格剂量的三十分之一。 ４０余份假药样本检验报告，无一合格。 安徽省阜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监管科陈秀萍告诉记者，假药中的有害成分会直接危及病人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即使添加的是无毒的淀粉，也会延误治疗；自行添加散装药剂，剂量忽高忽低，过低没有治疗作用，过高容易危及生命；如果添加过期药剂，西药容易发生化学变化，降解产生有害物质，如同慢性毒药，用过期的针剂尤其危险。 就公安机关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本案中的假药主要流入到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的小药店、保健品店、私人诊所和乡村诊室。而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缺乏医疗人才和检测设备，若遇到致命假药，后果不堪设想。问：假药产业，缘何通行无阻？ 在安阳市公安局看守所，记者见到了本案制假嫌疑人之一杜某。 阳光从讯问室的窗口照进来，他把身体躲在阴影里，面色憔悴。 “我从医药公司买那些还有一二个月过期的成品药，很便宜，一房间的药几百块钱，拿回来就换包装，改批号。” “大公司一般不卖给我药剂原材料，说得有营业执照才行，但小公司愿意卖。设备是在药品交易会上买的，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明。”杜某说。 记者随即来到阜阳市太和县。这是皖西北的一个农业大县，更是闻名全国的药品集散地，全国４０００多医药厂家的２５０００个品种在此小县城往来流通。 另一名嫌疑人岳某正是从北京某药业公司设在太和县的办事处购买假药制作原材料——３万余支该公司生产的“注射用头孢曲松钠”，再换上其他品牌的商标标识和外包装高价卖出。 和杜某一样，岳某表示，从购买原材料，到售卖成品假药；从印制包装，到物流发货，他们都有办法通行无阻。 思：屡禁不绝，如何让不法分子不能、不敢、不想制假售假？ 人们追问，假药犯罪为何屡打不绝？ 追问生产环节，如果各部门进一步加强监管，大批真药原料、快过期的药品、药品生产设备是不是就不能顺利落入假药制售者的手里？如果印刷企业能在未接到有效资质证明的前提下拒绝承接包材印制业务，是不是就为假药包材的生产增加了犯罪难度？ 追问销售环节，如果有关部门能对互联网、报刊等媒体和各级药品交易会中的广告发布加强监管，是不是就能压缩假药犯罪的传播“阵地”？ 追问流通环节，如果邮政和物流能够更负责一些，对大批量药品或可疑物品做到件件开箱检验，或对所有承运物品实施实名登记制度，是不是可以有效扼住犯罪延伸的“黑色血脉”？ 这些追问最终似乎指向一个结论：只有各有关监管部门同心协力、各司其职、齐抓共管，才能对假药制售各环节实施有针对性的、全流程的监管治理，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药品市场的干净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舒晓南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说有效的行政监管让犯罪分子很大程度上“不能”制售假药，那么司法保障的作用则是让其“不敢”制售假药。 就此，安徽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杨文介绍称，２０１１年５月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解决了制售假药入刑门槛过高的问题，一旦发现有制售假药行为就必须移送公安机关，且对假药犯罪罚金也不设上限，但对于假药犯罪致死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未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 “另外，使用假药延误病情导致对身体严重危害、甚至死亡，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因果关系难以直接对应上”。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第二直属总队副总队长夏卫宁也认为，有必要改进刑法的相关适用条件，以加大对假药犯罪的司法威慑力。 他介绍，公安部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亮剑”行动以来，先后破获假药案２０２６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６００余名，查获各类假冒品牌假药数百种，涉案价值达十余亿元。 “治乱象，用重拳。治乱象，用重典。”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说，“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杜绝假药，这才是确保人民群众健康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