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天津市强势加入“抢人大战”，成为刷屏级的新闻。据报道，天津“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出台后备受关注，自5月16日政策发布以来，截至21日，直接落户5800余人，领取调档函2.7万多人。

　　数据的背后，是各路媒体对细节的刻画。诸如政策的几番变迁、标准的一再收紧，申请者的心潮澎湃、争分夺秒到最后得偿所望或失望而归。这幅图景传递出的思考是严肃的，即当前中国有一定教育程度及财富创造能力的个体，他们可以向何处去?有一定发展积淀又亟待再进一步的城市，它们又该向何处去?

　　包括天津、西安、成都在内的一批城市，近段时间屡屡因为大力度的抢人政策成为舆论热点。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城市有预见性的眼光。在人口形势、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它们或是已经碰到或是预见了可能出现的发展瓶颈，而早作谋划。这些城市将目标群体大多定位在“创业人才”，其方向也是精确的。这一群体的就业机率、消费能力、造富能力都相对可观，从城市的发展前景考量，这一群体被“瞄准”是自然而然的。

　　与媒体报道中为各项手续而跑得焦头烂额的个体一样，抢人政策不断升级加码、乃至召开誓师大会的场景，无疑也彰显了这些城市的“焦虑”。这种焦虑其实是一种“中产焦虑”，即城市如何填充进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一群体无疑是一个地方走向高质量增长的关键，这些城市需要“抢”，恰也说明内生能力不足，故而采取了政策性的填充。

　　然而这些城市的政策自推出以来，始终未脱为房地产寻找“接盘侠”的审视。诸如“4月份西安房价环比上涨11.2%”“成都2017年二手房价格上涨超过70%，居全国之首”等新闻已不鲜见。这自然会抛出一个问题：“抢人大战”的初衷究竟是什么?当然，将楼市升温这一副产品视作“抢人大战”的全部意义，或许并不全面。但是从网络上的分析看，舆论大多聚焦于房产升值前景或是诸如某地户籍的高考含金量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住房或是政策，恰是这些城市能够打出的比较有杀伤力的牌。

　　这些牌，其实也是精准的。对于中产群体来说，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福祉是焦虑的主要内容。这些城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焦虑。当一线城市的中产群体面临的生活压力不断抬升，二三线城市抛出的优惠条件，提供了一条疏解通道。然而这些政策却又难脱既有框架，某种程度上反而是在固化房产、户籍、公共资源等对幸福指数的决定意义权重，继续异化为与个人前途选择进行博弈的杠杆。所以，人才究竟是在这些城市中寻找一片新的创业天地，还是在现有以房产与户籍为核心的生存格局里选择一个价格洼地?这是值得充分调研的。

　　个体或城市，都需要打破这种“焦虑”。打破这种“焦虑”的路径，恐怕不是从一个较低的起点开启一个新的轮回过程。从个体来说，他们需要打破以你追我赶的架势争抢资源的紧张状态，从而复原生活的稳定预期;对城市而言，也需要打破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以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为巨大推动力的发展路径依赖。所以，所谓“抢人”，考虑的不只是人及人的房产所处地理位置，而是人在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的方式是什么。

　　人的自由流动、公共资源均等化等是改革话语的主流叙事。如今“抢人”，事实上是打开了变革的口子，但又难免让人疑惑：这是走向新局面的通道，还是在旧有格局里抄近道?这是大门敞开的信号，还是“赶紧上车，过点不候”的暗示?相信有哪个城市可以破除这个疑问，构建出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预见的稳定生活状态，法治、平等的从业环境，来去自由的从容便利，人才会不抢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