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争端背后是制造业的博弈

　　“资源禀赋和产业分工的不同是贸易发生的价值所在。衡量一国贸易指标是总体平衡而非对某一国家的逆差或顺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屠新泉说,贸易是标,制造是本。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的背后是美国对能否保持先进制造和实业创新“领导力”的担忧。

　　此轮征税产品建议清单重点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医药等先进制造行业,也充分说明了这点。

　　十年前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遭遇重创,加上长期依赖金融,制造业外流严重,逐步从制造业大国变成服务型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拥有横跨高中低端的产业布局和制造实力,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大幅提升。

　　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制造”品种更丰富、品质更高端。消费品行业中,约5000种产品实现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

　　此外,以轨道交通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优势显著增强,半导体、芯片等一批核心技术突破让中国在高精尖制造领域站稳脚跟,加速迈向制造强国。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所长安晖认为,随着中国向价值链上方移动,其经济对于美国补充性更弱了,竞争性更强了。

　　“今天的‘设限’,是一场关于明天发展潜力的博弈。”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说,美国的目标是重振制造业,扩大就业。美国、中国分别提出了自己未来工业转型升级的计划。此次争端背后是美国对中国技术追赶的情绪恐慌和自身经济结构的隐忧。

　　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当下,从供给端要动力成为普遍共识,这种恐慌和隐忧表现愈加强烈。

给“中国制造”带来什么影响?

　　美国一系列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是否真正起到“保护”作用,将对“中国制造”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认为,在要素自由流动和产业融合升级背景下,这些举措不仅不会对别国产业发展带来实质性影响,更可能导致美国国内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引发产业格局、价值链条波动。

　　广州瑞松科技智能技术研究院的主打产品是工业机器人,在建议清单中涉及。研究院副总经理唐国宝说,中国目前生产的工业机器人更多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对出口而言,生产制造过程中大量的精密元器件来自日本、韩国、欧洲等地。虽然相关供应商在考虑如何应对风险,但“撤离中国”肯定不在选项之列。

　　在大量制造业领域,得益于优质制造实力、较大的产业规模和国内市场回旋余地,产业、企业不会因此引发大的波动。以纺织品服装为例,美国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第一大目的国。纺织服装加工制造企业未对此次贸易摩擦产生过多担忧。“融合多个环节的创造型制造正改变出口结构。对单个环节‘施压’影响不大。”服装加工制造企业迪尚集团副总裁鞠孝新说,近年来,迪尚从加工延伸为纱线、面料、设计协同开发,形成供给新优势,对美国出口份额不断扩大。

　　“消费导向的时代,好的制造正变成稀缺资源。中国纺织服装业在转型中找到全球价值链新坐标,有信心、有底气应对贸易波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陈大鹏说。

给产业发展带来什么启示?

　　专家认为,此次贸易不平衡引发的波澜,反而会坚定我国深耕实业的信心。从某种程度上,也会帮助国内产业加速升级。“贸易本质是价值,价值根基在实业。”陈大鹏说,应从此次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得到警醒,看到制造业“空心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和我国产业转型的迫切性,拿出更有力的措施,深耕实体经济,寻求价值链平衡。

　　把握住“高质量发展”这个核心,增强贸易“韧性”,以产业结构优化贸易结构。工信部部长苗圩说,加快用先进适用的技术,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来改造提升传统的产业,迭代产业链。这不仅是转型需要,也是培育新动能的要求。

　　以国内外饱受关注的显示技术为例。工信部调研显示,目前,我国核心元器件形成局部突破,超高清面板量产能力和超高清电视核心芯片国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

　　营造崇尚实业氛围,加大力度鼓励创新,用“创新力”增强发展潜力。专家认为,振兴制造业须坚持一以贯之的信心和恒心,务实推进相关改革。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创新投入,摆正与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关系等,将人才、资金等各类要素更多地向实业聚集,提高实业“获得感”。

　　今年以来,国家就降成本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改革方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要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

　　各级政府更加注重从供给端发力,一些着眼于中长期的机制正在逐步建立。

　　守好“游戏规则”,用责任释放可持续竞争力。罗清启认为,要建立扎根创新者受益、违规违法者受罚的市场竞争机制,让创新得到回报,让不正当竞争受到处罚。另一方面,坚守知识产权立国和国际贸易规则,以更开放的举措实现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