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一辈子的“保命钱”瞬间就被骗个精光。而今,“黑手”频频伸向没有防备的孩子——被骗了9900元的学费,一个山东的准大学生永远停止了呼吸……
类似的电信诈骗时时在身边上演。学生家长、金融用户、新手妈妈、买房卖房者等各种隐私,不断变成诈骗的“导航仪”。电信诈骗犯罪呈现“虚拟化、智能化、集团化、国际化”特点。专家指出,“问题号段”频出,运营商疏于监管难辞其咎。
诈骗有多“精准”?
从最初的中奖、房租汇款,到网银升级、邮包藏毒,再到冒充公检法等公职人员、伪造网上通缉令、助学金领取,通讯信息诈骗类型已扩展到数十种,更从过去的“撒网式”诈骗,变成了“精准化”锁定。这种靶向性更强的行骗手段,成功概率更高。
个人信息售卖产业链之成熟,正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分行业“定点投放”:学生、股民、金融理财客户、产妇、家长应有尽有,不同群体售价不同。社交平台被“充分应用”:建数十个QQ群不断推送广告,最终指向同一个数据商。
在安徽警方2013年9月与柬埔寨警方合作破获的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中,警方在犯罪窝点查到一本“诈骗剧本”。诈骗团伙事先编写好“剧本”,设计好诈骗时的对白和语音内容。行骗人员会冒充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单位名、电话号码等保证与当地信息吻合。
这只是诈骗团伙“产业化”“企业化”的一个缩影。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二支队副支队长韦健介绍,每一起通讯信息诈骗中,产业链上下游往往附着至 少五个专业团伙:专司策划骗术、拨打电话的直接诈骗团伙;盗卖个人信息团伙;收集办理非实名电话卡、银行卡卖给诈骗分子的团伙;在互联网上搭建诈骗网络平 台并与传统通讯网对接及提供任意改号、群呼服务和线路维护的技术支撑团伙;专门负责替若干个诈骗窝点转取赃款的洗钱团伙。
现在170和171的虚拟运营商号段,让诈骗也变得更加简单。记者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家电话卡营业厅,就购买到了一张171开头的电话卡,随 买随打,不需要任何证件。“这个是虚拟运营商的,和普通的手机号码一样使用,也能注册支付宝。你用这个转账,支付宝也找不到你。”店家说。
信息有多廉价?
很难想象学生的不设防,会成为骗子叫卖的宣传语。记者随意在QQ群里加了一个名为“营销数据商”的电话表明想购买的来意后,他立刻发来了一个湖北省利川市第五中学的100个学生信息列表,其中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父母亲姓名及电话。
面对记者购买时的犹豫,信息中介说,“农村的钱少,大城市不容易被骗,你买三线城市的吧。800元可以买到一万条学生及家长信息,也可以用其他数据来换,例如3万母婴信息换1万条学生信息等。”而对于信息来源却讳莫如深,“有专门的渠道,告诉你了,我还能吃啥?”
“以P2P为例,非法获取、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十分普遍。”上海市工商局一位执法人员介绍,2015年监管部门对一家财富管理公司上海分 公司的调查发现,纸质资料涉及的个人信息共有38000余人次,电子数据保存的个人信息名单有120M(兆),涉及了100万余人次。
据了解,一些经营理财业务的公司为拓展市场、发展客户,通过购买、交换等方式大量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后,大多未进行妥善保管和处理,甚至二次售卖。
随着电信诈骗手段不断升级翻新,案件数量堪称“井喷”。2015年,仅上海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4209起,同比上升64.8%。
打击有多艰难?
网络交易、分工明确、跨国行骗,使得近10年来,公安机关抓获的此类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处于链条末端的“取款人”,摧毁一个完整的通讯信息诈骗犯罪跨国境团伙很难,不少策划者仍身在境外。
“运营商为追逐利益而疏于监管难辞其咎。”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专家姜奇平曾指出,一些运营商推行“实名制”力度不够,出租出售的号段有的用于各类广告促销短信的群发,借以牟利。
“由于电信诈骗属于‘非接触式’犯罪,环环相扣,很难留下诈骗的确凿痕迹,为警方办案带来困难。”韦健介绍,而且由于电信诈骗不受地域和空间限制,使得发现、跟踪和抓捕有很大难度,破案成本非常高。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介绍,因为追赃定赃难,使得电信诈骗量刑过轻,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不够。
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春泉说,需要从完善企业管理和法律约束的角度,让企业员工保护好用户的隐私。比如,把客服人员过去能接触用户全部手机号码改为只能看到末几位数字,对接触个人信息的岗位和计算机根据具体情况设置权限和管理等。
上海一些办案民警介绍,电信诈骗的两个关键环节“诈骗电话”和“银行转账”在目前尚没有“源头”管制措施。目前通信业务和金融产品的某些安全隐 患,在某种程度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针对一些“改号”软件的诈骗,有运营商负责人称“监管成本太高,不愿投入这笔钱”。由于运营商拦截不力,能够虚拟 任意号码的网络电话仍处于无人监管状态。
(记者周琳、朱翃)新华社上海8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