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新年快要到来之前,依照每年惯例,华为总裁任正非向所有员工发表了讲话。然而,这次看似照常的讲话,却引发了业界的关注和讨论。
人们感慨的是,一个以“狼性文化”著称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在任正非《华为要做追上特斯拉的大乌龟》的这次讲话中,没有了“狼性”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乌龟精神”。因此,人们感到了失望,华为被“唱衰”。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华为一直就是一匹饱富“乌龟精神”的“狼”。
从2万元创业资金艰难起步,默默无闻地深圳企业,到成为如今全球数一数二的通信设备商,华为用了26年。而这其中,华为的国际化之路走了15年,步履蹒跚,筚路蓝缕。
在国际化初期,面对国际上强大竞争对手的虎视眈眈,很多人感到不解,华为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在任正非内部讲话《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任正非说,“华为相对还很弱小,面临更艰难的困境,要生存和发展,没有灵丹妙药,只能用别人看来很”傻“的办法,就是艰苦奋斗。”
华为的艰苦奋斗不仅使得其国际化战略在国内一直饱受赞誉,受到追崇,而且也使得全世界1/3的人口使用它的服务。但是,有些遗憾,在这个世界版图中,缺少了很大一块,那就是美国。
顶着所谓“军方色彩”、“拥有中国官方支援”、“危险”、“残酷”等的“帽子”,华为被迫放弃了美国市场。那么,为何美国要惧怕华为?华为如何在国际化道路,尤其是在以美国为主的市场上突破重围,开辟新路?
美国之困
被外界认为神秘、低调,一向以不接受媒体采访出名的任正非,2013年11月25日在出访法国期间,在法国媒体面前公开亮相。其中,在谈到华为从美国退出时,他说道,“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华为夹在中间产生影响的话,很难办,影响两国的交往不值得。所以我们决定退出美国市场,不再夹在中间。我们现在从美国市场退出来以后发展也挺好的。”
根据《财富》的报告,华为在2013的年营收将达到349亿美元,超过爱立信[微博]的336亿美元,成为全球通信产业龙头。而且华为的营收,70%来自海外。尽管已经在英国等其他海外市场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多年来华为在美国的设备业务和并购投资一直举步维艰。
早在2012年10月,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认定华为和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Mike Rogers)当时还呼吁美国政府和民营领域不要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为此,华为积极应对,在美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游说活动。但是,在对美国政府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游说后,华为最终于2013年4月23日宣布放弃美国市场。
“因为中美的政治博弈,华为不能做纯碎的商业决策,需要考虑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华为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市场下的企业应该享受到的投资上的自由,从这个角度看,华为有些悲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刘俏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华为不是一家上市公司,而外界经常诟病它不够透明,这显得有点太苛刻了。
另外,作为一家没有上市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员工持股一直是华为的特色。但由于没上市,华为的这种股权结构也让西方观察者无法理解。作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任正非的股份只占到了华为的1.42%,其余大约98.56%归员工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在信息披露方面确实也不像上市公司那么透明,而真实的股权情况实际上也是不得而知。
在刘俏看来,外界有这样的误解也算是合理。但是这些误解会随着中美关系或者中国在亚洲地区,跟周边国家关系的缓解而减缓。现在正好赶上中日关系比较敏感,朝韩又是一个不安定因素,而且不安定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总有政客拿此来炒作。
2013年底,两位重量级美国参议员就曾表示,华为最新在韩国获得的宽带合同将破坏美韩同盟的国防关系,并针对韩国此举向奥巴马政府写信表示担心。
韩国移动网络运营商LGU+于2013年10月与华为签订合同,利用其近期购入的2.6GHz频谱进行LTE网络升级部署。而韩国给予华为建设全国电信基础设施大量份额的决定或许将会因为美国及其国会参议员的横加干涉而发生变数。此外,美国还极力劝说澳大利亚禁止华为竞标该国宽带建设合同。
不让华为在美国并购投资设备业务,也干预华为在美以外国家的投资,美国的举动似乎有点让人无法接受。
“美国的政治家或是政客向来都是管得比较宽,而且美国关于投资判断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或者其盟国来说有很强的示范性。”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经济学博士冯立果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因为韩国是美国的盟国之一,所以美国政客就担心军事设备上的安全性,这是一些政治保守势力天然的想法。
为何所困?
事实上,面对美国有关方面长期的紧逼式发难,华为副董事长胡厚昆曾经写过一篇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对华为展开正式调查,华为也多次要求亮明所谓的“证据”,华为也曾开放透明地与情报委员会进行了合作,但是最终国会的报告并没有提供清晰的信息或证据来证实其合法性。
对此冯立果认为,美国对外来企业在战略性领域的投资的确比较敏感,因为美国的政治有比较强大的保守主义力量,因此,在信息设备领域,所谓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不排除有些人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也可能是技术方面的原因,拒绝了华为的投资。
那么,一味地禁止华为参与商业投标是解决安全担忧的最佳选项吗?阻止华为(或者其中国竞争对手、另一电信设备巨头中兴)却在网络当中使用来自阿尔卡特朗讯和爱立信等公司的设备,对安全就有保障了吗?从目前来看,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然而,在美国干预华为国际化进程的背后,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技术研发方面,华为的能力超乎想象。华为拥有3万项专利技术,其中有4成是国际标准组织或欧美国家的专利。对此,《经济学人》指出,华为已是电信领域的知识产权龙头企业。
这样一个注重创新的企业,毫无疑问,已经变成了电信设备、移动手机领域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爱立信全球总裁卫翰思(Hans Vestberg)曾说:“它是我们最尊敬的敌人。”思科执行长钱伯斯(John Chembers)在回答《华尔街日报》提问时说:“25年前我就知道我们最强的对手一定来自中国。”
就是这样一个被《时代》杂志称之为“所有电信产业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的企业,在遭到美国指控危害“国家安全”时,刘俏有理由相信,这是打着“信息安全”的幌子来保护本土企业的行为。
“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跟中国很不一样。华盛顿有很多游说的人,他们会游说一些议员或政客们做出一些有利于他们的决策。华为在全世界市场上发展速度那么快,在不断抢占市场份额的情况下,美国的一些企业,甚至一些欧洲的企业在这方面做一些游说,做一些投资的可能性很高。”刘俏说道,这在外国其实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只不过在技巧上打着政治的幌子。
对此,冯立果表示赞同。“华为飞速成长,而且创新力很强,的确会给原来名列前茅的欧美企业带来市场上的压力,他们通过一些市场或是非市场的力量去竞争,这是中国企业应该要考虑到的事情,此外,关键是熟悉这一套市场规则。”
路在何方?
面对华为国际化的困局,《经济学人》曾刊文指出,华为自身也能帮助减轻外国的恐惧。华为需要更进一步开放。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是紧密推动该公司在全球上市——如果不是在美国,那也至少要在香港。
对于这个选项,冯立果认为,从目前来看,华为并没有很强的上市动力。“上市的直接目的是融资,从效益看,华为并不缺乏资金,所以首先从这个方面来讲,华为缺乏上市的动力。”冯立果表示,其次,华为职工持股的方式已经遍及全球几个事业部,这种公司架构已经具备了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雏形,如果上市,在操作层面会涉及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是,职工持股的方式对吸引人才有很强的作用,对企业的发展有非常积极的向心力。因此,华为没有很强的动力去改变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
但是,人们惊喜地发现,不上市的华为也在改变。去年以来,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任正非,除了在11月接受法媒采访外,较早前5月还在新西兰小范围接受采访。此外,10月任正非还会见了到访华为深圳总部的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
对于任正非接受西方主流媒体采访、与国外政客高管磋商会谈的这些做法,冯立果称之为“企业外交”。“华为不上市就会给西方国家的公众和政治家一种神秘感,如何破除这种神秘感,就是要给予公众知情权和提供一个信息披露机制。”冯立果指出,华为走出这一步打破过去神秘的形象,应该说有助于改善目前的困境。
“把一个真实的华为推荐给这个世界”可以说是华为正在进行的努力。值得高兴的是,华为不断在学习适应海外市场的“玩法”。2013年10月13日,华为雇用了2005至2011年间欧盟驻华大使安博,在涉及全球经济和政治局势等问题上,为华为提供战略顾问服务。
“华为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投资,可能刚开始学着做效果还没有显现,但是给他们一些时间,商业的竞争可能就会变得更纯粹一些。”刘俏认为,来自中国的企业进入国家市场,从竞争对手的角度来讲,要打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政治拉扯进来。那么企业如何把属于商业的竞争还原成商业,增加透明性是一方面,而对智库的投资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华为的国际化道路告诉我们,做一个中国冠军跟做一个世界冠军难度非常不一样。进入全球市场后,波诡云谲、复杂多变的形势有时超出想象。刘俏认为,华为在这方面已经摸索出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很多企业学习、借鉴。
“居安思危”一直是任正非在讲话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论是《华为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华为的冬天》,还是《华为要做追上特斯拉的大乌龟》,强烈的危机感一直贯穿其中。而这种危机感的产生,就使得华为内部激发活力,不断迎接挑战,缓解各种各样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最后完全生存下来。
“像这种电信设备等战略性行业,企业国际化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来自商业层面,可能也会来自政治、外交等一些层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提高对自身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讲,华为到目前为止走过一段艰辛的国际化道路,虽然很坎坷,但是算成功。”刘俏强调,华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摸索出有益的方向,值得尊重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