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引擎1

　　改革

　　中国必须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增长潜能

　　2013年，是新兴经济体由正常增长到开始减速的转折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双速增长”，美日欧的经济陷入危机，新兴经济体正常增长；第二阶段为“双速减速”，美日欧经济陷入低迷，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开始减速；第三个阶段是“倒双速增长”，美日欧经济开始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在回落。

　　张燕生认为，2013年就是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转折点，而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点，可能在2017年前后，世界经济进入第三阶段。

　　“金融危机是美欧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寻租的结果，他们负债消费的模式导致了自身巨大的贸易逆差，也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全球金融危机时，他们却把危机的责任推到‘穷国’身上。”张燕生指出，“2013年，穷国也到了拉不动这辆大车的时候。此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模式需要调整，否则再过5年，富国有可能通过‘再工业化’等创新手段将经济结构调整过来，而穷国却由于忽略调整，光给富国拉车，自己陷入泥潭。”

　　此时，中国政府主动放慢GDP的增速，既有主动调整的考虑，也有客观经济形势的压力。张燕生认为，当下中国最紧要是做好新的调整，即改革。

　　与相对悲观的张燕生不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国经济潜力的判断是“中国经济8%的增速将维持20年”。

　　但林毅夫的判断有同样的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发挥比较优势，做到深化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克服人口红利过早消失，以及提高人力资源来补偿增长的不足等。

　　改革，已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寻找中国经济的新引擎，要先思考经济结构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去调整、去改革。

　　有观点认为，中国必须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增长潜能，再造增长新引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周期。

　　而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看来，改革本身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改革的重点是转方式和调结构

　　中国前30年的发展模式已不能支撑未来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改变。转变发展方式，首要任务是调整结构，而不是关注GDP的增速。

　　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阵痛，而经济增速的放缓也带来产能过剩的压力。面对社会上对于降低增速的不同声音。张燕生说：“追求速度的人说增速下降很快，应该用刺激方案将速度升上去；而另一种声音在说，如果用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去搞极限增长，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到达增长的极限，长期增长潜力下降，最终中国经济将为此付出代价。”

　　张燕生认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坎上。当GDP降到7.8%的时候，经济结构在优化，就业在增加，城乡和区域的差距在缩小。那么，为什么不能把速度进一步降下来，降到7%和7.5%，使工作重点真正放在调结构、转方式和促改革上？”

　　近年来，中国结构调整的成效已经显现。张燕生表示：“2012年中国的GDP增速是7.8%。其中，消费的增速是51.8%，高于投资；内需的增速是102.2%，远大于外需；服务业占GDP比重达44.6%，今年1月份上半年增长到47.8%；而研发经费已经增加到GDP的1.97%。去年，我国创造了1266万人的就业，创十年新高。”

　　金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要素价格改革、公共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户籍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国有资本经营改革和金融领域改革等，被认为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而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金融改革被一些专家和企业代表着重强调，并被视为中国经济新引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丝·尼古拉认为，改革要有先后顺序，金融改革最为重要，应放在日程表的最高位置。

　　霍建国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要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更重要的是按照市场化标准规范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理清监管者、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下一步，金融改革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2013陆家嘴论坛上，监管层表达了要推进金融改革的决心。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首次提出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当前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广，难度极大，因此应由相关部门设计改革的总体方案，加速改革向纵深推进。

　　央行对“加快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的表态，便被视为深化金融改革的信号。

　　有专家指出，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促进金融机构发展、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丰富金融市场投融资产品将是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金融改革将成为放开垄断管制的突破口，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而在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看来，在金融方面，谈增长新引擎之前，还应首先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国际资本流向可能发生逆转的风险。

　　“多年来，国际资本持续流向新兴经济体。”李向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未来出现资本流向改变的一个可能性风险点，就是QE（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如果发达国家退出QE，意味着实体经济已经可持续复苏了。紧接着他们就有可能提高利率，从而触发资本流向逆转。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上升的空间已经基本没有了。在中国，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资产泡沫经历了很短时间的调整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上升；而实体经济层面，产能过剩因为大规模的信贷投放，进一步加剧。”

　　李向阳认为，必须要在风险真正成为现实之前，把中国的资产泡沫尽可能压缩，为宏观经济政策创造更大的空间，同时经济增长速度适当地调低也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控制资产泡沫，防范资本流出的风险，是寻找中国经济新引擎的一个前提。

　　改革的关键还是要落到实处

　　弗朗索瓦丝·尼古拉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不是纯粹的经济改革，更大程度上是机制改革。中国现在对改革的方向和方案都非常清晰，但执行上有问题。

　　“很明显，现在各级政府都倾向于短期利益，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改革会涉及一些领导者，我们就要从机制改变，使执行者了解到，改革短期内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会受益。”尼古拉说。

　　“中国经济现在必须要为转移升级创造条件，而不为保持高增长速度创造条件。”张燕生对记者说，“我个人认为，东部哪个省的GDP增速超过7%，哪个省的省长、省委书记就要做检讨。这说明你没有把追求速度和规模的旧方式转向新方式，用以追求质量和效益。”

　　此外，樊纲认为，政府应该学会放权，尊重市场，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减少对微观行为的干预。政府应该尽快让种子基金、股权融资等这类直接的投融资机制成熟发展起来，去支持那些有新想法的人去进行可持续的创业。“如果千百万人的创造力都能发挥出作用，新点子都能落地，那么中国的市场价值一定会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