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认准一件事，慢慢做，最后获得成功。”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张文静

　　孟晓苏有过很多角色——官员、企业家、学者等，但他最爱的却是“学生”。 他有两位良师，对他影响至深——一位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孟晓苏在他身边担任秘书近8年;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孟晓苏称，是他们给了他改革创新的胆识和勇气。 孟晓苏也乐于当学生，他爱学习。他的属下曾评价他“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他对新事物天生敏感，且充满兴趣。回顾过往经历，孟晓苏或许自己都没意识到，他说的最多一句话是“我喜欢”。 他少时勤奋努力读书，是因为喜爱。课余时间，他参加了少年宫所有能加入的兴趣小组，不管是建模航模，还是合唱、诗朗诵、话剧，他都喜欢。他也喜欢当工人，在北京八中校办工厂里当小学徒工，干了几天就得了老师傅青眼，被留下来。后来他进入工厂成为工人，由于技术领先，被称为“小八级”。再后来，他调研、学习房地产，很快成为房地产专家，并努力推动住房制度改革，他也称是因为“爱好”。 还有两个月，他就满75岁了。他仍在学习，每天读书、关注新闻和经济形势。他还不间断地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我提出的很多东西都是从他们那里来的。” 孟晓苏曾说，“我属牛，一辈子拉犁耕地的牛。”事实上，他几十年所学，不过是为了“拉犁耕地”——“为国家‘拉犁’，为老百姓‘拉犁’，任劳任怨。” 他将早年的政府工作经历形容为——跟着“拉犁”的领导学“拉犁”;他做过企业家，执掌当时中国最大的房企中房集团，努力推动房地产制度改革;他还是经济学者，持续建言，很早就在中国提出了房屋抵押按揭贷款、反向抵押贷款、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理论。 现在孟晓苏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建言献策上。他活跃于台前，提出了诸多关于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建议，为经济发展建言。令他欣慰的是，他提出的一些建议逐渐被采纳、落地，但他仍然焦虑。他说，犁还得继续拉下去。 电影《阿甘正传》，孟晓苏看了十几遍。他从主人公阿甘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一辈子认准一件事，慢慢做，最后获得成功。” 出生于1949年的孟晓苏，与共和国同龄。他的经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历史的生动写照;他的故事，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9月27日，《中国企业家》在北京采访了孟晓苏，他说，“回顾过去的经历，国家的荣辱兴衰和我个人的人生起伏紧密相连。”

  以下为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中房集团原董事长孟晓苏自述(有删减)：

　　“小八级”

　　我出生于一个军队家庭，也是一个文化之家。我祖籍在苏北砀山县，现在砀山已经划归安徽省了，在抗日战争时期，那个地方有“小延安”之称。我的祖父曾投身抗日战争，父亲在“小延安”往来的也都是八路军，青年时期他就参加了革命。 1949年12月，我出生于苏州。那时候，很多老革命都爱以地名为孩子取名，所以父亲给我取名“孟晓苏”。 我父亲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军队艺术家，解放初期就被送往前苏联、东欧留学，回国后从事军队文化艺术工作。他参与设计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代表了当时中国艺术界和舞台美术界创作的最高成就，由他设计的舞台场景占了其中绝大部分比例。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留下的绘画作品仍然是中国水粉画艺术的巅峰代表之一。 我父亲这一代人参与了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到我这一代，因为各种因素，我没参军，但我有幸能够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用自己的能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完善。 回顾过去的经历，我觉得，人都是跟随时代走的，国家的荣辱兴衰和我个人的人生起伏紧密相连。 4岁时，我和母亲从徐州迁往北京，住在北京军队大院。我从小学习很努力，有自驱力，而且我不是死读书的人。记得有一次数学考试，老师有意识地出了一道需要多转动脑筋的题目，全年级只有我一人答对。 我兴趣很广泛，每天放学以后去西城区少年宫，从航模建模到农艺，从合唱团、诗朗诵到话剧团，把所有能参加的兴趣小组都参加了，生活很充实。这些课外活动、兴趣爱好，对我的学习大有裨益。 这些都对我的学习起到正面激励的作用，努力学习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中学，我考上北京八中也与此有关。直到初三毕业时，中国发生了一场巨大动荡。之后，我去了北京汽车制造厂当工人，一干就干了十年。等我考上大学离开工厂时，我算了算，正好10年零10天。 在工厂的经历很辛苦，但我很努力。我小时候在少年宫航模建模兴趣小组的时候，手就练得巧。进入北京八中，我在校办工厂的一个小车间里接触过车床，干了几天，老师傅说你别走了，就留在这。那个假期，我就在那帮他干活，一天能给学校挣50元钱。 所以，后来进入工厂，我的技术就学得比较好，钳工、车工、镗工这些技术不仅领先，而且全面。当时我是二级工，最高级别是八级工，厂里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八级”。 我还经常编戏剧、写诗，在工厂板报和刊物上发表作品，编来编去，我成了厂里一个小有名气的剧作家和诗人。领导看中我的文笔，让我写文件，包括发言稿、总结等，慢慢地我成了我们车间里第一笔杆子。 我还当了《北京日报》的通讯员，当时写的关于工人工厂生活的一些长篇报道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媒体刊物上，甚至上过头版。这些写作经历对我后来考上大学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工人师傅们对我们非常好，很多年后，我还一直和工人师傅们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走动，互相看望，特别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照顾他老人家直至去世。 时代把我抛到工厂里，在工厂的十年，我确实受到了锻炼。但我想强调一点，这段时期的经历和遭遇，是苦难，不值得歌颂，这是耽误了一代人的十年时间，而一旦出现高考这样的新机会，新的前景就一下展现在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面前了。

　　被“逼”高考

　　上大学，特别是上北大，改变了我和我同代很多人的命运，但最初命运来敲门的时候，我却没有意识到——我不敢参加高考，是厂里“逼”着我去的。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那年已经28岁了，在工厂里当上了以工代干的小干部——政工组副组长，相当于党办副主任，是很多年轻工人的榜样。去高考，要是没考上多丢人? 但工厂鼓励我去高考，工厂党委帮我报名，把我的写作长项填到表上，甚至连志愿都是厂里老师傅和领导替我填的，他们说“你适合去北大学新闻”。工厂还给了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但我不敢回家复习，怕考不上丢人，所以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回家偷偷复习。厂里并不因为我表现好就拦住我，反而鼓励、推动我进一步学习，让我感到非常温暖。 我一直觉得自己考不上，却没想到分数居然过线了，更没想到的是，录取过程中特别看重我们的工作经历。得益于在工厂的写作经历和发表的丰富作品，我考上了北大，进入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 入学后，我才发现，我的年龄在我们班只能排第七，我们班还有32岁的老大哥，而最小的年仅16岁。那一届北大中文系出了好几个作家，我们新闻专业则出了一批媒体总编辑和社长。 能在全国这么多考生中幸运入选，出乎我的想象。我也没想到，我的工作经历对于我上大学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如果说有什么人生经验，那就是：人在逆境中不要气馁，每一项工作对于你未来的发展都有好处。 在北大读书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学校生活让人难忘。在学校里，我们接触了广博的知识，除了本专业学习外，还有很多讲座。当时我就经常去听一些经济学讲座，包括厉以宁老师的讲座。 那时候，厉以宁老师还是讲师，但他的讲座受欢迎得不得了，他专门讲西方经济学。在特殊时期，厉以宁在图书馆当馆员，期间他读了大量书。等我们入学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专家。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听厉以宁老师讲课是在学校礼堂，因为教室里坐不下了，不光座位都坐满了人，还有不少同学坐在台上。这些年轻人极度渴望知识，特别希望在经济领域获得一些理论指导，大家都相信未来中国发展要靠经济。 我在北大读书的四年，也是国家逐渐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四年，那是各种思想交汇的时期。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事情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激动，大家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记得1981年初，中国男排打败南朝鲜队的喜讯传来，北大校园里顿时一片欢腾，同学们敲盆砸碗，点着扫帚当火把游行。我们中文系的同学最早喊出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第二天就被媒体报道出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也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目标。 现在“振兴中华”这四个字就镌刻石碑上，石碑矗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东北角，成为我们1977级、1978级同学留给学校的永久纪念。“团结起来，振奋中华”这个目标也激励着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奋发进取。

　　良师

　　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创新基因，但确实有一批人走在创新、改革的前沿。说起来，我的创新基因来自于有创新精神的改革开放领导人和良师的直接熏陶。 1982年，我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第二年开始担任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在这位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身边工作了八年。 期间，我亲历了很多改革开放的大事件，直接接触和见证了中央改革决策过程，并广泛接触了工业、农业、交通、能源、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外交、政治等各领域工作，在经济改革决策与宏观经济管理上受到极大锻炼。 更重要的是，与这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一起，他的思想影响了我，我的思想慢慢与他同步，思维方式逐渐改变，这是我受益最大的地方。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学习，并参与工作，当我们走上别的工作岗位，所想与他们当年一样。后来，我推动了很多改革，引领创新，根源就来自于在中央机关的学习，来自于改革开放领导人先锋的影响。 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后，实践让我萌发了求学深造的冲动。1988年春季，一位北大同学提议，我们可以回到北大读研究生。我喜出望外，赶紧准备复习，在经过严格考试后，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很幸运，我的导师之一就是厉以宁老师，另外两位导师是萧灼基、刘方棫教授。在他们的思想熏陶下，我们又将在改革开放中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认识。后来，我再次考上厉以宁老师的博士研究生。 我之所以能在之后的工作中小有成就，我觉得主要得益于两位良师，是他们给了我改革创新的胆识和勇气。

　　推动房改

　　1991年1月，我从中南海调任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副局长。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经历过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实践，很想去经济建设一线，为经济发展做更多事。加上南方谈话后，全国掀起了新的经济发展浪潮。所以，在领导跟我谈话，希望让我任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局长时，我提出我要离开，去央企。 1992年，我转任中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下称“中房集团”)总经理，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房地产是什么。 我没想到，我从机关去企业，带动了一批人，也因此成了“92转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我从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副局长去企业，尽管是一家国有企业，但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机关里不少人跟着出来了，后来也出现了其他辞职下海经商的人，他们现在被称为“92派”。

　　中房集团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建保障房，全国每年的建房计划有20%是通过中房下达的，资金也通过中房下达。所以最初，中房带有行政性，向各地分派指标。 我在管理中房集团期间，积极推动住房商品化。那时候的商品房，不过是把当年建的保障房，即公租房，卖给老职工。我们通过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把公房变成商品房，且用打折的方式让职工能够买得起。后来，我们又推动全国住房商品化。 说起来，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是我人生中最为自豪的事情之一。当然，让我自豪的事情远不止这一件，这么多年，我提出的不少建议最终被接受，特别是一些建议最终变成现实，让我非常高兴。而让我最自豪的是，住房制度改革，在当时落地了。 在此之前，住房制度改革已经推动过，但屡遭失败。 当时的住房问题较突出，职工住房都归单位所有，职工个人只能租住公房。这种制度不仅造成全民蜗居，而且各单位连维修资金都付不起。1980年代曾经统计过，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建筑面积)仅4.6平方米，到推动房改时，也仅17平方米。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通过住房商品化，让社会的力量、让人民的购买力来共同解决住房问题。我担任原国家住房制度改革课题组组长后，带队设计推出一系列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大力推进住房商品化改革，促进居民购买租住公房，引入住房抵押贷款、住房公积金等金融产品，减免住房销售与流通环节税收，发展房屋二级市场等等。 为什么由我担任组长?1996年，我在厉以宁老师指导下完成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正是《现代化进程中房地产理论和实践的比较研究》。 而且我还有幸经领导批准，到美国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主要目的是为了解住房制度。回国后，我论文中的相关内容，包括各国住房制度比较等，直接成为房改方案的一个主要部分。 我们在吸取了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住房建设和分配经验后，形成了后来的住房制度。所以，住房制度改革不是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开眼看世界的结果。 当时推动房改，阻力重重，我们受到了不少责难。银行提意见说“一搞房改，老百姓就把银行里的钱都提光了，危害金融安全”;还有很多职工说没钱买房。我们当时就是迎着这些指责和谩骂，推动住房制度改革的。 当年一套房子得四五万元，老百姓拿不出钱，怎么办?我们就通过各种打折，让职工拿出两三万元就能买走一套公房。这些房屋成为商品后，可以流通，随着经济发展和房价增值，财富价值开始显现。现在这些房屋占居民家庭财富的比重有多大?60%以上，大城市甚至达70%或80%。这就是当年房改所带来的。

　　“犁还要拉下去”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属牛，一辈子拉犁耕地的牛。” 在中央机关，我跟着“拉犁”的领导，学“拉犁”。到了国有企业，既是为国家“拉犁”，也为老百姓“拉犁”。这些年，我顶住压力，不断提出政策建议，也是发挥我的长项在“拉犁”。 早在2003年，我就提出了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设想。2005年，我离开了中房集团，当时主管部门支持我成立一家保险公司，推动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就这样，2007年，我创办了幸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13年，幸福人寿成功落地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现在已经有200多位老人被保。 REITs，我是从2005年开始提出的，耗费了巨大精力。我时常用“卞和献玉”的典故鼓励自己——卞和用了60年时间，历经三代君王，期间被砍双脚，最终成功献玉。我很幸运，尽管屡屡受挫，推动15年后，REITs获得了认同。2020年4月，我国基础设施REITs试点工作正式起步。 但犁还没拉完，还要继续拉下去。 REITs还有两个难题需要进一步推动：一是引入公司型REITs;二是进一步推动REITs从核准制转向注册制。这两件事如果推动起来，将会释放出更多的REITs产品。我要继续推动。 其实，我最关注的是保障房建设。 我是建保障房出身。1992年，我从机关进入中房集团，建保障房就是我的主业。在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后，保障房又是我20年来不变的呼吁。在当时的房改方案中，我们提出建立住房双轨制：由市场提供商品房，政府提供保障房。 住房商品化确实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住房问题，拉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但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保障房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 近两年，我呼吁了20年的关于保障房的建议，终于被写进中央文件，这让我很高兴。但我仍然焦虑。最近，我仍持续在表达一些类似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够把建设保障房这件事更好地办起来。 在商品房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建设保障房可以有效调动收入相对较低的工薪阶层和新市民、新家庭的有效需求：一方面让他们住有所居，未来还可以使他们的财富增值;另一方面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就业、税收，推动经济增长。 我还在不断推动一些事情，虽然有些说法不一定招人待见。我不断地解释，不断地去说，最后逐渐变成一个个政策，是不是都能落地不知道，但它们最终慢慢被认可。 美国有一部获奖影片《阿甘正传》，我看了十几次。阿甘一辈子傻乎乎的，认准了一件事做，最终获得了成功。我觉得自己像阿甘一样，这么多年认准一件事，慢慢做，做来做去，最后大多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