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首先回顾了近30年来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四次贸易战：

　　第一次：1991年4月-1992年1月

　　声称的惩罚：针对纺织品、服装及电子产品等106种产品列出了总共15亿美元的惩罚性征税

　　后果：签署《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加入国际条约和修改有关法律;签署《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

　　第二次：1994年6月-1995年2月

　　声称的惩罚：向24类、价值28亿美元的产品征收100%重度惩罚性关税

　　后果：达成第二个知识产权协议，中国承诺采取一系列执法措施

　　第三次：1996年4月-1996年6月

　　声称的惩罚：对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等价值3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0%惩罚性关税

　　后果：签署《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协议》，对美出版物和音像制品进口不设限额，并大幅降低关税，设立合资企业等

　　第四次：2005年4月

　　声称的惩罚：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对中国出口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

　　后果：2005年7月，人民币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报告认为，这次的中美经贸摩擦不同于以往的四次贸易战。其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先来看美国方面，报告指出美国国内的“精英美国”和“传统美国”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激化，“传统美国”派目前占上风。

　　“精英美国”

　　代表人物：基辛格

　　“精英的美国”是我们所习惯和熟知的美国，比如高校学者、世界银行、华尔街等金融机构等。他们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假设，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其关键在于“美国主导”。

　　“传统美国”

　　代表人物：特朗普

　　“传统的美国”是一个我们相对较为陌生的美国，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深深地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之中。孤立主义是这一群体国民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

　　就对外贸易而言，“精英美国”和“传统美国”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保持联系。前者主张积极融入全球化，而后者则刚好相反。

　　然而在一个问题上，这两派人群的观点出奇地一致——那就是把矛头对准中国。对于“精英美国”而言，为了建立和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必须打击中国来巩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和领导。而对于“传统美国”而言，中国廉价的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使得国际分工过程中大量就业岗位从美国流失，因此他们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从而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再看中国，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国人民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中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主动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面对一个发展道路不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之差距逐步缩小甚至部分领域有所超越的新时代的中国，美国需要较长时间适应、磨合与接受，中美在贸易等局部领域冲突不可避免。

　　在这种新形势下，面对众说纷纭的中美贸易关系未来走向，报告认为，我们需要以底线思维分析两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从理性出发推演最坏的情况，以此为基础才能制定精准、有效、理性的应对策略。

　　报告的观点是：中美不会走向全面对抗，更不会走向新冷战甚至军事战争，原因有三：

　　1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体制下，中美两国经济之间通过三条重要渠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条渠道是国际贸易。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4298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9%;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1539亿美元，占美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0%。第二条渠道是国际投资。2015年，在华美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而中国企业截止2016年底累计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已达到1090亿美元，遍及美国50个州中的46个。第三条渠道是人员交往和人力资本互通。2016年，中国赴美国留学的人员总数高达35.3万人，占到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4%;而美国到中国留学和旅游的人数也持续增加。

　　在这种深度交融之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是在逐渐下降的，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则与日俱增。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20.4%，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10.8%，而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则分别占中国总进、出口的18.9%和8.4%。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是，从2001年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占其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从2.6%和9.0%分别上升至8.4%和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