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过分夸大改名的效益
                       
　                              ▲著名学者葛剑雄

　　◎用景区名取代原来行政区名称，理由是改名后能够促进旅游开发，增加地方收入，这种说法是欺人之谈

　　◎近年来一些地方盲目推行地名“复古”，也出现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问题

　　记者:您觉得地名变动是一个正常现象吗?

　　葛剑雄:地名的变动是正常现象,但频繁和不合理的改变地名是不正常的。我们要清楚地名的作用,它是一定空间范围的标志,要有代表性和稳定性,不能改得有歧义,也不能总是变来变去。地名的变动本身是有一定规律的,比如不能重复、不能引发误解、名称所包含的范围要确切。目前来说,县级以上单位地名重复的问题基本已不存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第三点,范围不够确切。当年把徽州改名为黄山,把一座山的名称改为一个地区的名字,就是值得商榷的。

　　记者:有一些地方改名,是用本地比较知名的景区作为行政区域名称,这种做法在旅游城市尤为常见。您怎么评价这种做法?

　　葛剑雄:这是比较功利的做法。不能把中国人的智商想的太低,认为大家都不知道某个景区是在哪个省哪个市。把名胜古迹这一个点扩大为一个面,一系列的问题就出现了。一些地方用景区名取代原来行政区名称,理由是改名后能够促进旅游开发,增加地方收入,这种说法是欺人之谈。比如张家界,要是没有被确定为世界自然遗产,没有大规模的开发和投入,仅凭改一个名就能增加十几个亿的收入?很多地方简单效仿,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变动。我们不应过分夸大改名的效益。

　　记者:从历史角度来说,地名正常的演化该是怎样的?

　　葛剑雄:我们现在讲地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们的时间意义和概念。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其实都与一定的时间范围相联系,这个时间范围有的长有的短,又与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联系。地名的演化也主要是与历史的变动有关,如早期的国家名或者临近大山与江河,汉中就是典型代表;还有一些是人口迁移或者大事件,重庆就是原名恭州,南宋时期孝宗之子赵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为光宗皇帝,称为“双重喜庆”,于是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

　　可以说,历史上地名正常的演化也是历史的记录,而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改了一个地名。这也就牵扯到地名更名的另一个成本——精神成本。历史其实就是个过程,它与人们发生关系的方式就是通过地名,随意改掉了地名,会让历史与现代的一些连接断裂或者歪曲了。

　　记者:所以可以说,地名也承载了历史是吗?

　　葛剑雄:是的,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中断了历史的延续。一些地名从秦汉时期沿用到现在,2000多年来不仅名字没有改,地点也未曾发生变化。但有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从此就消失了。一些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名消失了,是非常可惜的。

　　不过,近年来一些地方盲目推行地名“复古”,也出现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问题。从更改、消失再到恢复的过程,总是会产生许多麻烦。就比如,荆州一度叫荆沙,襄阳也曾叫过襄樊。还有一些地名本来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名词,或跟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但与此同时,任意恢复古名的情况也有很多,也由此产生了很多后遗症。

　　记者:这种乱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葛剑雄:一个是前面说的经济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讲的地名越来越大。以前人们问“你是哪里人”,都要说到县;现在我问我的学生“你是哪里人”,都是说到市甚至只说到省。我说为什么不说县,他回答怕我不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不是越简单越好,介绍籍贯的传统做法是到县一级,如果不这样做,长此以往,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将会越来越贫乏,地名也将丢失的越来越多。

　　这需要我们的政府部门在更改地名的时候更慎重,多咨询各方面的专家,不然想再找回来就很难了。

　　■观点交峰

　　在传承中保护地名文化

　　翁飞(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徽州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20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社会实态的文书契约的陆续发现,其内容包罗万象,契约字据、公文案牍、书信手札、乡规民约、鱼鳞图册、宗教礼仪、财务账本、手写稿本等,应有尽有。这些原始文献,由于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而弥足珍贵,堪称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

　　就地表文物来看,古徽州号称一府六邑(即徽州府及所属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五千村,由于相对的闭塞和隔绝,文物遗存极其丰富,现据调查统计有5000余处,文物也有20多万件,其中有大量保存完好的明清住宅、庙宇、祠堂、牌坊,以及惊绝一时的花山谜窟等。天下名胜黄山和古村落宏村、西递,均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因此,徽州可以称得上是明清文物之乡,也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聚宝盆”和“活化石”。

　　徽州是一块神秘而美丽的土地,早在400多年前,明代著名戏剧家、诗人汤显祖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无论人们怎样理解这首诗的含义,诗人对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的向往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此,一门对于徽文化精研的学问——徽学在近20年间勃然兴起,成为与敦煌学、藏学相并立的中华文化三大显学之一,傲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徽学研究的对象,也即徽州文化的内涵,不仅包括独具特色的徽州商帮、徽州宗族、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契约文书等,还包括极有地域色彩的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州民间工艺和全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等。这些极为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整个徽州文化在总体上精彩纷呈,魅力无限,足够我们后人精研、享用、传承、开新。

　　而这一切,是“黄山”二字所不能包容的。黄山确实十分美好,但它只是在徽州里面一座秀丽的山,是徽州的一部分,涵盖不了整个徽州的地域文化。在海外,别人知道黄山仅仅是一座山,而不知道其背后丰富的徽文化。在我所接触和交往的海外人士里,绝大多数都认为黄山只是一座山,而不知道其所在地区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而少数对徽州文化有研究的学者,对当初徽州易名为黄山也大为不解,认为是用小概念替代了大概念。

　　我同意作家李辉的观点:“地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接续千百年的情感传承。更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符号。”我认为,“徽州”这两个字所承载的,是一种独特地域文化,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对文化的传承和认同是对文化根脉的一种敬畏,而地名就是文化传承和认同的标识。尤其是徽学已经成为中华地域文化三大显学之一,对于研究汉民族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意义。因此,在大力提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今天,恢复“徽州”地名正当其时。

　　地名复与不复不能再拍脑袋

　　毛建国

　　徽州改名黄山已近30年,但这些年,一直有不少人呼吁黄山恢复徽州的地名。沧海桑田,初心不改,可以看出徽州情结之深。

　　前不久,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暨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会议。会上,民政部部长特别强调了地名的文化传承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点出了地名频繁更换的症结所在。地名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一个长期形成的地名,其实就是那个地方的符号,是那个地方所有人情感所系的标志”。这番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对一座城市来说,既有有形的文化传承,也有无形的文化传承。在城市文化传承过程中,城墙等载体很多都遭受了破坏;但作为文化符号的地名,保存得相对较好。对于那些有故事的城市来说,地名起着黏合剂的作用,它能帮助人们构建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地方抛弃了先人留下的地名,轻率地实施了“更名工程”。更让人痛心的是,一些更名实际是败笔,破坏了文化脉络,破坏了公共记忆。

　　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如果在黄山和徽州之间做选择,喜欢徽州的人可能更多。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曾发起“是否支持黄山市恢复老名字徽州”的网络投票,在参与投票的14973人中,71.4%的网友选择了“我要老地名,要敬畏文化,敬畏历史”。

　　但是,是否能够成为“复名徽州”的理由?一个城市的更名和复名,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不仅涉及城市的文化定位,更牵涉许多行政事务。更名以来,当地一直以“黄山”为名展开招商引资、形象宣传等工作,这也是一笔无形资产,如果就此彻底舍弃,实在太可惜。而且地名“复古”还会产生巨额的经济支出,仅更改公章、牌匾、地图、证照等费用,就不是一笔小数目。

　　诚然,“徽州”这两个字承载的,是一种独特地域文化,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黄山”作为一个地级市名称,已存在近30年,很多年轻人是在黄山之名下成长的,对他们来说,对“黄山”同样有一种文化情结。那么,年轻人是否希望“复名徽州”?出生和成长于“徽州”时代的人,对当初地名的变化感到不适;而出生和成长在“黄山”时代的人,是否也会对“复名”难以接受?这种间接的心理成本,也是不能忽视的。

　　最近,因“复名徽州”的讨论再度升温,“把西安改回长安”“把沈阳改回盛京”等声音也盛行网络。如此一味追求“复古”,显然也非理性。在地名更改的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无论复与不复都应充分论证,不能再跟过去一样“拍脑袋”。

　　更需要强调的是,时代已经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否、百姓幸不幸福,与地名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密切。地方政府少在地名上折腾,多办实事,才更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