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应避免在出口、投资、消费方面陷入误区，须正确处理三者间的关系

    很多人将当前经济问题归咎于出口、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认为我国应当着力降低投资比例，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提高消费。从长期来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我们确实存在上述问题。但是在当前情况下，也不应操之过急，须正确把握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处理好三者间的关系，切莫陷入简单再平衡的误区。

    首先，出口所扮演的经济增长角色不应被弱化。一直以来，我国出口占GDP比重较高，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一度高达39%。虽然最近几年有所下降，但到2013年其占比仍然有25%左右。而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则大多在10-15%的水平。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我国经济结构中出口比重过大，对出口的依赖增加了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应当降低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但是，从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来看，上述说法不一定成立，尤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出口所扮演的角色不应被弱化。

    韩国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90年代中期晋升高收入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大多数时间内维持在30%以上，并保持上升态势，直到90年代初接近跨入高收入阶段后才有所下降。实际上，该占比在1997年后又重新开始大幅上升，到2012年竟高达56.5%，远远高于我国当前水平（见图5）。在这一过程中，韩国经济也获得了飞速发展，2012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4640美元，实现了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进一步增长。而巴西自70年代中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来，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始终没超过15%，与美、日发达国家非常相似，然而巴西却并没有因为“看起来合理”的出口占比成为高收入国家。阿根廷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图5：韩国历年出口在GDP中占比(单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更深层次去分析，相对于调整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调整出口结构则更加重要。早期的韩国、日本以及拉美、东南亚国家都曾经历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的阶段，但是它们的差异在于接下来是否进行了出口结构的升级。1975年，韩国出口中轻工业、重化工业和初级产品的比例为60:25:15，但是到了80年代，这一比例调整至40:55:5。主要出口产品从劳动密集型和轻工业产品，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例如半导体、计算机、电子产品、船舶、钢铁和汽车等（见表1）。日本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而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则都未能实现出口结构的转换升级。比如马来西亚，它到80年代后期还依然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支柱。随着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其出口遭受巨大滑坡。

    资料来源：韩国对外贸易协会《主要贸易动向指标》（2010）

    出口结构调整的本质是产业升级。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在中等收入阶段都成功实现了“轻工业（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过程。日本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提出“发展创造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构想，主动改变上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石化、钢铁等重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大力扶植以电子业为主导的加工产业，通过微电子技术的突破带动了传统机械制造业的升级。到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已形成数控机床、计算机耗材、家电制造、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结构。而韩国在80年代后也紧紧抓住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扶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兴行业，确定了一批骨干企业、企业集团和重点产业。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形成了以技术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我国当前出口商品中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仍然占据较大比例，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近年有所增长，但过度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外技术。我们应当做的是大力推进产业升级，提升高科技产品等附加值较高商品的份额，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投资仍然具有战略地位，不能盲目“去投资化”。自1978年开始,投资在我国GDP增长中的贡献基本保持在35%以上,近几年更是达到了48%。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我们当前经济增长中投资拉动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从长期看，降低我国经济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现阶段投资控制不宜过快过猛，应避免盲目“去投资化”。

    内需动力由投资向消费转变是个长期过程。消费增长是个“慢变量”，短期内刻意压低投资增速来实现所谓的消费占比提高，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失速。更重要的是，我国人口现状、城乡差别、以及所处工业化与城镇化阶段，决定了当前需要维持一定的投资，其强度和比重不能简单比照发达国家。我们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投资的地位和比重，不能为了简单地平衡数字而放弃必要的投资。

    相对于降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则更为重要。过去，我们有些投资偏离实际需求、不注重效率，存在重复、浪费的问题。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简单地为了GDP而投资，投资规模上去了，地方GDP数据美化了，却没有实际的经济发展效果，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有些地方超出实际需求建设高速公路，结果对当地经济发展拉动极其有限，而代价却是占用了大量资金和土地等资源；有些地方把本该投资于农村小学和扶贫的资金挪用到浮夸的形象工程中，在贫困地区建起豪华的办公楼和别墅，在缺水城市建设大型喷泉景观工程。这样的投资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害的，需要加大力度调整。

    第三，更加重视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但不能简单观察比例数据，当前应主要关注消费结构。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50%左右,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12年, 美国的消费占比为83.5%,韩国和日本分别为70%和80%。与相同历史时期的日、韩相比，我们的消费水平也是偏低的。日本60年代消费在GDP中占比平均为67%，韩国在1975年至1995年的消费占比均值为69%。诚然，按照日、韩的经验，我们确实需要扩大消费，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但提高消费占比并不能确保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地区国家的消费占比普遍在60%以上，与高收入国家在同一个区间。阿根廷的消费占比平均为77%，巴西的消费占比均值更是高达80%（见图5），但它们却并没有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短期内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转换成消费驱动，还缺乏必要的条件。一方面，我国当前基尼系数处于较高水平(2013年为0.47)，即使与日、韩同时期相比也比较高(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末为0.33左右,韩国上世纪80年代末为0.35左右)，收入分配不均制约了社会整体消费能力。特别是一次分配制度不合理，劳动性回报与资本性回报相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广大工薪阶层收入偏低。另一方面，发展消费还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成熟的消费环境、健康的消费心态等等，这些都是当下所不具备的，需要逐步改善。因此，提高消费是一项渐进战略，操之过急反而会对经济造成更大损害。

    图5：巴西、阿根廷历年消费在GDP中占比（单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相对于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调整消费结构则更加重要。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谋求长远发展，须实现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结构的转变。世界银行1999年和2000年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显示，32个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消费支出项中，食品、服装和鞋类、卫生和保健、教育、交通和通信、其他项目的消费分别占到31.72%、6.84%、6.88%、12.09%、7.94%、23.66%。总体上用于科教文卫等具有“发展”功能的消费较低。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居民用于吃、穿的花费在收入中的占比应不断下降，而用于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则应大幅提高。这些消费是有利于提升人民素质，形成促进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发展型消费。日、韩在中等收入阶段都曾表现出这样的规律。反观我国，当前对于科教文卫的消费不足，而某些奢侈性消费却愈演愈烈，这样的消费结构如果不改变，将对国家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