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三中全会精神系列访谈

    市场“决定”中国启动高效模式

    ——访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

　　丁元竹，生于1962年，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成为几乎所有国际媒体和观察人士聚焦的一个关键词。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同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意味着，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今天，中国将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一场范围更大、层次更深的改革。

　　从“基础性”到“决定性”显示改革决心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那么，应如何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

　　丁元竹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以往所言的“基础性”作用。这个用词的变化非常重要，同时还提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均显示了领导层强有力的改革决心。

　　怎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作用，说出来不容易，但做出来更难。丁元竹认为，对于政府来说，就是要注重有形之手的科学性。在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的情况下，政府尽可能不要介入微观领域的活动，更多交给市场、交给社会去管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具体的边界如何区分？丁元竹说，全会只是指明施政方向，路线图仍有待细化，在下一步实践过程中，需要各个分管部门针对各自问题进行改革，大胆探索。

　　丁元竹进一步介绍说，近年来，各地在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也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好社会”等改革思路，并在操作层面上提出“凡是市场可以做的，政府一般不再介入；凡是社会能够做的，政府也不再介入”的具体实施方案，这些都大大推进了市场化的改革，完善了社会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还需要在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问题上开展更加细致的工作，从历史经验看，必须实现三个根本转变：

　　一是从明晰公共利益到实现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围绕着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来探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二是从单纯的政府决策到综合决策，建立综合决策机制，以完善的决策机制确保公共利益；三是从一般的价值取向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从性质类型、供给方式与需求特点细化公共服务，建立和完善竞争机制，同时不断提高政府的监管能力。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释放红利

　　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体现出政府简政放权的思路。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如何看待这一部署？

　　丁元竹对记者说，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这是党的十八大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明确要求。“动员令”发出后，从中央到地方，从东部到西部，各级政府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采取多项措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彰显出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决心和勇气。

　　新一届政府自今年3月成立以来，将简政放权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和推动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抓手。国务院8个月来已分批取消和下放了3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释放出的红利，对拉动中国经济回暖并加速转型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新一届领导层今年以来采取的措施来看，思路是清楚的。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起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行政体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经济活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会同时还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新提法，也是一个新亮点，对此如何解读？

　　丁元竹认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应做到两个方面：该放的领域一定要坚决地放，同时加强监管，包括加强监管能力和水平。通过治、理并举，既放而有度，又放而不松，真正提高行政管理的能力。

　　他认为，首先，应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完善政府管理模式，简化行政审批，合理划分职能，实施机构精简和提高行政效率，同时更多把决策权交给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社会自我管理的作用，把房地产问题、土地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等交给不同利益群体在市场上博弈，通过博弈来实现新的利益平衡。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之后，政府还需要加强监管。政府把责任和权力交给市场、社会，中央政府把权力和责任交给地方政府，虽然在服务方面的投入减少了，但是在监管方面的投入不能随之减少，而且必须增加。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大社会”建设的结果之一是许多政府项目的实施效果令人失望。政府不仅要为社会组织和企业承担政府服务提供环境，也要加强自身内部的建设，包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掌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效果，一个精明、为公众满意的政府必须是一个内部运作能力极强的机构。

　　丁元竹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还不够，监管能力也不够，一方面是专业化水平达不到，另一方面是人员配置不够。“例如北京某区的餐饮卫生检验检疫，据我调查，就目前的人员配置来说，其中的80％是没有能力监管的，一是因为人员配置不够，二是激励机制不够。这个单位一百多人，属于副处级单位，按照公务员编制只有一个副处岗位，其他全是科级，这么大的一支队伍，如果完全按照这种行政编制，其职业前景的局限性非常大。而其本身属于技术监管，实际上完全可以改成技术编制。”

　　这就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不能一刀切。丁元竹说，我们现在一谈转变职能就是精简机构，一棍子打死，这肯定是不科学的。所以需要制定非常细致的方案，要从需求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不该管的不管，该放的权力要放到位、放得实，该管的事要管得住、管得好，打好有效放权和高效监管的“组合拳”。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全会还提出，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同时还提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对此，从改革的方法和改革行动角度如何解读？

　　丁元竹对记者说，针对改革目标，必须从组织上有所保障，所以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体上类似于像中财办这样的机构，来协调各个部门。他认为：“改革既然有顶层设计，就必须有组织保障，既然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统筹协调机构，所以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成立这一领导小组，同时也释放出了强烈的改革信号，意味着，中国有了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机构。

　　他强调，同时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发展，各个地区发展极其不平衡，情况完全不一样，有些在东部地区非常容易的事情在西部地区不一定能办得到，在城市能做的事情在农村不一定合适，所以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给各地更多的自主权，让它们在一个总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大原则下，探索各自路子，摸着石头过河。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记者 朱菲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