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次区公安干警“打传”现场。贾连斌/供图

　　梦碎“蝶贝蕾”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魏晞 记者 卢义杰

　　在江西一所师范院校，陈明霞学的是心理学。原本她的人生规划是：当老师，结婚，生子。

　　一切被一次“旅游”打断了。2014年，一名同乡好友邀请陈明霞到北京游玩，但当路过距北京还有50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时，好友却说已到北京郊区了。下车之后，她被带到一处农家院，从此一个名叫“蝶贝蕾”的传销组织闯入了她的生活，她后来则成为该组织的高层领导。

　　“为什么当初她要叫我来，为什么要把我骗进去?”刚到而立之年的陈明霞哭了。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直到现在，自己都没到北京看过。

　　包括陈明霞在内，今年12月4日，4名被告人被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一审分别认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拘禁罪等3项罪名，获刑3至8年不等。

　　4名被告人案发，是由2017年的一起命案牵出的。彼时，一名邱姓大学生误入“蝶贝蕾”传销组织，在传销组织窝点，他被其他成员强制灌水之后死亡。政法机关立即查处，并对“蝶贝蕾”组织再次彻查，这4名被告人，就是此次彻查中被发现的。

　　在安次区多名受访干警看来，由于证据认定困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过去10年几无适用，算是“沉睡”的罪名，此番当地改进工作方法，准确适用了法律，或是打击传销的一次突破。

　　“杀熟”的非法生意

　　在传销组织的“领导层”里，26岁的潘明明是个“异类”：大多数人是江西老乡，只有他来自江苏。这让他在分配体系中多少有些吃亏。

　　作为国内“老牌”的传销组织，“蝶贝蕾”始于2005年，在全国多个省份均有分布。传销人员需要购买或让他人购买其实并不存在的“化妆品”，才能提升自己的等级，并且，拉来的下线越多，自己计酬、返利的比例也越多。

　　“发财梦”看似很美，但在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传销名单中，“蝶贝蕾”榜上有名。

　　安次区经侦大队办案民警肖遥介绍，安次区的“蝶贝蕾”传销组织，等级从低至高分别为会员、推广员、培训员、代理员、代理商，潘明明属于代理员，是组织中的“二级头目”，算是高层了。

　　“蝶贝蕾”的“化妆品”单价2900元，所有收入最终都会汇入“一级头目”代理商手中。之后，“一级头目”决定“二级头目”分得多少钱，以此类推。这意味着，与上级关系越亲，到手的钱可能越多，甚至，如果不是老乡，都可能没机会当“领导”。

　　不仅如此，吸纳新人也常从老乡、同学等熟人下手。民警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举例，同为“二级头目”的吴百有就是另一名涉案“一级头目”的老乡，更是高中校友。

　　每个人进入传销组织的缘由各不相同。记者梳理发现，这些缘由主要包括恋爱、旅游、求职三种。与陈明霞一样，吴百有误入传销的起因也是受邀旅游。

　　1989年出生的吴百有本科毕业，身材消瘦。原先他在外地打工，2016年下半年在应邀赴京游玩的路上，一名老乡称廊坊距北京较近，便说服他先在廊坊歇一晚。之后他被带到了位于安次区杨税务乡的一处出租农家院。

　　农家院是传销组织最小的单位，通常称作“家”或者“寝室”。慢慢地，吴百有升为寝室长，跻身传销组织的“三级头目”，随后成了管理多个寝室长的“二级头目”。这个级别的代价，是他投入了大量金钱。

　　安次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总结说，不少传销组织成员“来的时候都是受害人”，但有的受害了想逃离，有的却加入并在组织里发展到了一定级别。

　　新人想逃离组织其实很难。肖遥分析，这些农家院位于郊区或城中村，一般而言，外来打工人员较多，四周是流动的出租屋、郊区、工业区，附近没有公交车，“一旦进入，新成员很难从窝点里逃跑，跑了也很容易被抓回来”。

　　多名政法干警透露，误入此地的年轻人，主要是1990年前后出生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有的来自北京、陕西等地著名高校。

　　吃馒头要说在吃鲍鱼

　　在“蝶贝蕾”传销组织里，年轻人会经历什么?多名办案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组织里的第一课是“洗脑”。

　　一名办案人员说，新人先会被要求在“课堂”上朗读成功学书籍，甚至背诵上课内容。下课后，新成员回到寝室，而寝室里通常除了他之外几乎全是被洗脑成功的老成员，“老成员会‘监督’新成员的洗脑程度，等到新成员‘思想稳定’了，守规矩了，才能让他与其他新成员住在一起”。

　　寝室通常是15~30人，男女混住，条件艰苦。普通成员通常躺在塑料泡沫板上，有时，挑着凌晨或晚上，他们还要抱着“床铺”到庄稼地里睡觉，去树林、野地上课。组织里把这种行动叫“拉练”。

　　由于出行“昼伏夜出”，过去一段时间，很少有村民留意过这批年轻人的存在。

　　“发财发财发财”这样重复的口号成为生活常态，甚至，连吃饭喝水也与发财联系在了一起。

　　令办案人员印象深刻的是，有传销成员反映，他们喝的明明是白开水，却被要求大声说自己喝的是五粮液，明明在吃馒头，上级却要求他们认为自己在吃燕窝鲍鱼。

　　“大家关系挺‘融洽’的。”吴百有对记者说，农家院里多是老乡，总有人找他聊天。陈明霞也看到，这里一群年轻人一起玩，每个人都特别有激情，因而她也未过多防备。

　　若有不服气的，有的成员则会被热水烫、用打火机烧，或遭到各种方式的殴打。

　　反侦查手段在进入组织的那一刻已经用上了。安次区一名民警透露，只要被骗入农家院，每人的手机、身份证都将被没收，“上级”规定不能告诉别人真名，相互之间只能称呼化名。

　　同时，每半个月左右，传销组织会将每个农家院的人员调整，加速人员流动，确保同一寝室的人相互难以熟悉。

　　银行卡也被动了手脚，前述民警说，有的“头目”会随机选择数名成员，让其告诉银行密码，之后这些卡被用于传销人员购买产品、相互转账。

　　这些方法流传于各地，不用再重新“发明”。办案人员说，此次抓获的一名女生，个子娇小，一脸单纯，但却是传销组织一名最高等级的“一级头目”。

　　不少成员都试图提升自己的等级。按照“蝶贝蕾”的规定，“一级头目”不是固定的，一旦下线达到一定的“业绩”，新的“一级头目”就诞生了。而当熬到“一级头目”，便可不在廊坊生活，只需要通过网络、电话作一些决策，比如洗脑、收入方式或窝点选址。

　　相较而言，“二级头目”必须在廊坊生活，更低层级的“三级头目”需要时刻监督低层传销人员，经常去各农家院转转。

　　捞回成本，赚钱，甚至实现“自我价值”——这成为不少人深陷传销的理由。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其实，不少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多名嫌疑人谈到了一个普遍心态：不甘心动辄十几万元打了水漂，“而唯一捞回钱的方法，是投入更多钱，发展更多下线，慢慢在组织里成为领导，赚其他人的钱”。

　　以往极少认定的罪名

　　“蝶贝蕾”传销组织2017年3月发生的一桩刑事案件，加速了它的覆灭。

　　彼时，1993年出生的大学生邱某被同学以求职的名义骗入了“蝶贝蕾”窝点。在安次区杨税务乡和平村的一处出租院里，传销成员要求邱某入伙，邱某始终不从。

　　多名传销人员随后往邱某嘴里灌水，几碗水下去，邱某一动不动了。法医鉴定，邱某系生前颈部受扼压及异物(胃内容物)吸入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当年12月，廊坊中院一审判决多名传销人员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分获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5年不等。河北高院此后维持原判。

　　而在天津，大学生李文星2017年7月因误入“蝶贝蕾”而意外死亡的事件，亦引起舆论关注。

　　安次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们经过梳理发现，实际上，2013年开始，辖区内陆续有“蝶贝蕾”的相关案件出现，常见涉嫌罪名是非法拘禁、抢劫等，模式及组织架构十分固定，甚至，一些案件中的名字，在另一个案件里也出现过。

　　这引起了安次区有关部门的关注。随后，他们汇总了与“蝶贝蕾”有关的所有行政违法、刑事案件资料，试图梳理每名传销人员之间的联系，最终掌握了三级以上传销头目的大致脉络图。

　　被告人山斌林最先出现在政法部门的脉络图上。在大学生邱某死亡案件中，一名罪犯供述称，自己是“三级头目”山斌林的下线。从山斌林入手，办案民警陆续又发现了吴百有、潘明明等人。

　　“一个‘二级头目’不知道上线的真名，一段时间案件僵持住了，后来，我们在他的支付软件上找到了线索。”该民警说，他发现，一条支付记录上的数字是2900的倍数。

　　敏感的民警顺藤摸瓜，果然，对方是以往传销案件中难以查获的“一级头目”。

　　嫌疑人陆续归案。陈明霞那时已离开组织，回到正常生活，而有的人在邱某死亡之后躲到外地避风头，见到廊坊民警，反而舒了一口气：“你们终于来了。”

　　办案检察官对记者分析，与以往案件的显著不同，在于此次案件起诉罪名包括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按照法律规定，这个罪名要求嫌疑人至少是“三级头目”，且组织包含30名以上的成员。

　　“怎么证明有30名以上的成员?得有相关证人证言，并且能和相关书证等证据形成证据链。”检察官表示，但是，一些传销成员反侦查能力强，而且人员流动大，有时很难确认彼此真实身份。一旦出事，他们常会先躲到小树林，这给取证、讯问都带来困难。

　　检察官说，这次，安次区相关部门工作力度很大，最后以涉嫌该罪起诉，“确实是一个突破”。

　　多部门综合治理

　　2018年12月4日，安次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山斌林、吴百有、潘明明、陈明霞于2014年年初至2017年3月在安次区杨税务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3项罪名。

　　其中，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4名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定罪方面均无异议，陈明霞等人的律师则提出当事人有受人引诱欺骗、已脱离组织等情节，建议量刑时予以考虑。

　　该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刘磊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往传销案件的被告人多是组织的低层人员，多构成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等，能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高级别成员很少，而该案的证据达到了相关定罪标准。

　　案件一审告一段落，不过，在安次区政法委有关负责人看来，这离最理想的局面仍差“最后一公里”。

　　为了解救受骗大学生，这名负责人曾亲赴“打传”前线。他与受骗者谈了一晚上，第二天，一部分大学生才联系了家里，有的则推称老家村里没电话，“本来最理想的局面，是解救时所有人都能有家里联系他们，把他们接回家”。

　　最终，家里能接的毕业生，接回去了;不能接的，受骗者自己买票回家了;实在没钱，安次区打击传销办公室先出钱买了车票，再把时间、车次告诉对方家里。

　　一些受骗大学生不愿回家的理由，令人唏嘘：有的人沉沦于男女混住，不愿回归正常生活;有的人家境贫寒，2900元对其分量很重，总是不甘心;有的人做着发财梦，想继续坑害别人。前述负责人将此问题总结为“打而不散，遣而不返”。

　　每当这时，安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打传中队队长武斌常跟受骗者谈心，“我跟他们说，你去打工，能赚三四千元，你在这待一个月，反而要掏钱，吃的还很脏，十几个人住一个屋子，甚至不让你出去。如果正常打工，肯定不会被限制自由”。

　　“人不可能一夜暴富。”武斌说，谈心基本是“一对一”进行，否则人一多，受骗者就可能听不进去。一个窝点十几人，有时上午解救，要到下午或晚上才能挨个谈完。

　　今年的情况已好了不少。多名受访人士回忆，过去，一些受骗者认为解救人员是“砸了他的生意”，甚至说解救人员才是骗子，有的受骗者则嘴上说不做了，也看着他上火车了，但半路却又折返回来。

　　事实上，面对传销，安次区已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安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局长王玉江介绍，该区抽调了公安、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力量，成立了一只专门的打传队伍，并组织小区、村庄进行反传销的大量宣传。

　　“宣传了群众就知道，传销人员和普通人有不一样的举动。线索也会及时告诉相关部门。”武斌分析，比如，多是群居，一个屋子住十几个人，而当地普通租房通常是一两人或一家人住;和人聊天说话，喜欢介绍所谓产品，眼神和举动也与常人不同。

　　保护年轻人更成了十分要紧的事情。安次区政法委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安次区辖区集中了廊坊市多所高校，为此，他们组织大量人力进高校宣传，提示毕业生莫误入传销，把预防针打在学生走出校门之前。

　　本报河北廊坊12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