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环保抓得紧，卢勇打工的五金厂也关停了，四十出头的他只能做零散的活儿，被各个工地召唤。新工作不好找，没了稳定的收入，自己就这么一点点“思想变坏了，走上了歪路”。

　　这个农民工十余年来外出务工，在媒体报道中认识了“碰瓷”两个字。类似的新闻一多，他琢磨着，“碰瓷”的对象得是小孩或是老人，“容易得手”。

　　他盯上了亲生儿子。

　　最开始，儿子怯生生地跟他说：“爸爸，我们做两次就不做了好不好?”他“心疼”满身是伤的儿子，也想着“做几次钱挣够就算了”。可是后来，他发现孩子“没怎么呕吐也没怎么出血啊，医生也说不是很严重啊”。

　　与此同时，他的钱包鼓起来了，每次“碰瓷”的收入从几百元一点点涨到了几千元。

　　在审讯室里，再一次回忆这些细节，卢勇对记者说：“我惭愧了，我没脸见人。”

　　不过，几个月前，“碰瓷”在他眼里依然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儿子疼一疼不是大事，摔一次就能挣到几百上千元。过去，他和妻子在五金厂要戴着手套在油里清洗机器，气味熏天，手套也常常渗进工业用油，后来皮肤过敏，变成大大小小发痒的红点，再抠破就成了伤口，“很疼很苦的”。就这样，一天不过几十块钱的工资。

　　“他们上瘾了。”小金对记者说，父母就像是吸毒一般，到后来，父母强迫自己的手段越来越粗暴，连借口和理由都懒得找了，自己每一次抗争，换来的只会是耳光和砸在地上的锅碗瓢盆。

　　“‘碰瓷’来钱太容易，太快了。” 文丽向记者坦承，没有任何工作能与之相比。

　　唯一会抗议的，是儿子。一次，这个只会默默抚摸伤口的少年爆发了，冲着父母大哭，“我又不是铁，怎么摔都摔不疼，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当人看吗?”

　　没人理他。

　　“都是皮外伤，没什么问题的。”这个没念过书的农村女人向记者解释，“跳的时候我也会看前后有没有车。”

　　小金还记得，碰上的车夫十有八九是残疾人，特别是第一个被讹的车夫，“脚掌都没了”。那天赔了钱，车夫一瘸一拐离开的身影一直留在他心里，他跟父母说：“他们好可怜啊。”

　　“假如我们开三轮车，别人这样对我们，我们怎么办?”他很想说服父母停下。

　　他的母亲直摇头，“不骗他们骗哪个?开汽车的吗?我们能敲到竹杠?”文丽随后又劝儿子，“再做几次，等经济宽松一点就不做了。”

　　整个社会都在关爱残疾人，怎么会有人来害我们整我们啊

　　小金后悔相信了母亲。

　　经济宽松就像是一个永远不会抵达的站台，父母在地图上画三角形，从他们的暂住地临海县开始，向东南方向的台州、路桥、温岭一带挺进，东北则一路从宁海碰瓷到宁波。因为涉及到长途“碰瓷”，父母会在周二周三就和小金提前“预告行程”，让他“早做准备”。

　　“真的烦死了。”学校是他最后的避难所，在那儿虽然听不太懂数学课，但有同学，没人打自己，更不用去想“碰瓷”的事情。现在，父母连最后这点儿空间也不给他了。

　　他不再哭泣了，“哭没有用，他们不会心疼”。这个少年回应的方式是强硬地拒绝，“我不去，我就是不想去。”

　　暴力升级了。文丽在派出所承认，夫妻俩曾让小金跪在啤酒瓶和小板凳上，目的是为了让他低头服软。

　　有一次，在宁波“碰瓷”，小金摔下车后，有小儿麻痹症的三轮车夫陈烈鸣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摸了摸他的后脑勺，把他送进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显示，小金枕骨骨折。他的后脑勺肿了一个大包。

　　医生建议“留院观察”，59岁的陈烈鸣也慌了，生怕孩子落下病根。可孩子父母很淡定地说：“孩子的爷爷刚死了，我们着急要去奔丧。”

　　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三轮车夫搭上了4000元。一旁的小金觉得“很悲哀”——将自己一手养大的爷爷，已去世好几年了。

　　就连骨折，也并非由这次摔伤引起。就在前不久，一次“碰瓷”的过程中，小金摔到了后脑勺，经诊断是枕骨骨折。小金还没来得及搞懂什么是枕骨，就听见父亲兴冲冲地跟母亲商量：“趁现在骨折，我们多做几次”。

　　“他们就没想过，后脑勺存在一定危险性，第二次再在这个部位受伤，可能有生命危险啊。”福明派出所所长林烜说到这事儿一直愤怒。

　　愤怒的不止是他。一个多月后，坐在派出所里的三轮车夫陈烈鸣眼睛通红，老人提高了音量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整个社会都在关爱残疾人，怎么会有人来害我们，整我们啊!”他开了十多年三轮车，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被“碰瓷”的对象，“‘碰瓷’不都是碰那些有钱人吗?我们能有多少钱啊?有钱人会这个年纪来开三轮车吗?”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陈毛头也是受害者之一，这个有腿疾的三轮车夫当初被骗时也疑心过，可转头一想，“这父母总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摔下车吧?”

　　他六十好几了，儿子的婚房一直没有着落，自己早出晚归地载客挣钱。3个月前，当孩子倒在地上时，他吓得“发抖”，不停地求这对父母不要报警。这个吃低保的老人甚至不敢去想，如果报警罚没了三轮车，不识字还残疾的自己“还能做什么”。

　　前些天，当派出所找上自己时，他又一次发抖了。只是这次，是气的。“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自己讨生活挣钱，这对年轻人有手有脚为啥不去好好工作?”

　　陈毛头想不明白的，还有很多。 “为人父母，都是给小孩最好的，就怕孩子吃不好穿不好，这父母怎么下得了这样的手?”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恨这两个大人，更心疼小孩。”

　　小金父母被抓后，这个被讹了3600元的老人赶到派出所，告诉民警：“这样的人不配为人父母，要让他们脑子洗干净了再出来。”

　　有三轮车夫向举着摄像机的记者嘱咐，“图片一定要打码”“这夫妻对自己都可以这么狠心，何况是我们。”他不放心地打来好几个电话，说害怕被报复。

　　警察林烜理解这些车夫的担忧。他在调查案情时发现，这对夫妻作案一步步升级，不仅瞄准了三轮车夫这一弱势群体，还逐渐将“碰瓷”地点从郊外调整到人流密集的闹市区，利用围观群众压迫三轮车夫。同时，两人分工合作，母亲文丽带两个孩子上车碰瓷，降低车夫的警惕，父亲卢勇则在孩子倒地后出现要价。

　　小金越来越怕自己的父母。他不断想起摔下一瞬间天旋地转的感觉，想起老人零零碎碎凑起来的赔偿款，100元，50元，20元，钞票都是皱巴巴的。

　　临海太小了，“碰瓷”了几次，他们就被当地交警认出。那时，小金还一度以为这场噩梦即将结束了。

　　这个少年从未想过，噩梦似乎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刻。父母果断决定转战，每个周末，他们一家踏上不同的交通工具，大巴、中巴、火车。他从不关心目的地，也无心看窗外的风景，从始至终自己的任务只有一个——坐上三轮车，再摔下去，“碰瓷”。

　　“从县城一步步辐射到周边大城市，作案轨迹很清晰地说明了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林烜总结说。

　　小金冷眼看着父母开口要价从1000元飙升到8000元，“碰瓷”的次数也从一个月一两次变成了每周一次。

　　一个念头再也压不住了，“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