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记者在网上只花费700元就买到了同事的上述信息。更可怕的是，竟然有第三方软件为这样的服务提供担保，整个交易已跃升到了平台化的地步。

　　随着互联网进入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甚至个人隐私的保护，已越来越成为很多人忧心的问题。尽管法律监管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但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依然层出不穷，个人信息的买卖市场更是日趋猖獗，个人信息安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由个案推动的舆论热议，在一番喧嚣之后大多落脚在职能部门应加强监管与执法力度、公民应提升个人信息的安全与保护意识。而前者无疑更应该受到重视。就像我们不可能要求公民个个都成为“散打王”以应对治安状况一样，在个人信息保护上，我们也不能把政府的监管和执法责任，“踢皮球”一样踢还给公民个人。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规制个人信息买卖的法制化脚步，这些年明显加快。在立法上，前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今年又通过了《网络安全法》——这部网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明确要加强对个人的信息保护。

　　在修法上，刑法因时而变的节奏更快一些。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两个罪名，即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又对此进行了修改，确立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民事法律方面也有大动作，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民法总则草案，增加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很受舆论关注。在部门规章上，诸如《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覆盖面已越来越广。

　　尽管专门性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尚不存在，不过，今天的个人信息保护难题，在法治领域更多还是个执法问题。因为不管出台了多少法律，最终都要由具体的人来执行。职能部门的执法力度，也就是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以记者的调查来说，涉及的个人信息买卖“平台”已明显触犯法律，其买卖“市场”的背后还涉嫌多重犯罪。前几天关于女大学生“裸贷”的报道，也涉及一些“裸贷”当事人个人信息的批量泄露与买卖。

　　如果一个有效的违法犯罪发现机制缺乏，严格执法也就无从谈起。在这一点上，执法者真的要像“狗仔”盯明星丑闻一样盯紧个人信息违法者;执法者也需要一点“创业者”精神，结合公民信息保护的特点，向科技要效率，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互联网前沿技术，及时发现、打击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这才是执法部门的专业性体现。

　　当媒体已经报道之后，有关方面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顺藤摸瓜去追查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如开房信息、手机通话记录等均存储于相关政府部门或大型企业之中，这些信息何以泄露，是有“内鬼”还是被黑客攻破，都需要认真对待，依法调查、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