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有人问津的手机App,到充斥年轻人休闲时光的热门话题;从单纯的兴趣爱好,到有专业人士运作的营利手段;从逼仄狭小的直播间,到人头攒动的商业发布会……网络直播,在2016年赚足了大众的眼球。

　　在网络生态圈中,网络直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圈,但与此同时,种种乱象逐渐暴露:网络直播“假慈善”,给村民发钱、之后又收回;吸毒、脱衣等无下限直播频频挑战法律和道德红线。

　　继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之后,直播行业将迎来新的监管主体,即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1月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直播资质、直播平台的内容管理、网络直播信用体系等提出了具体要求。规定将于12月1日起施行。这对于网络直播行业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北漂”女主播的“维粉”日常

　　“女主播全程无话直播写作业,超十万人在线观看”“‘00后’小鲜肉直播吃饭日入数万”……

　　在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直播是什么的时候,这些关于直播的传闻已经开始挑动大众的神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依旧是一个隐秘难解的世界:有运作资本的大鳄,有追名逐利的直播平台和经纪公司,也有“自嗨”的网民。

　　夜幕降临,当北京的上班族从写字楼蜂拥而出,尽情享受忙碌一天之后的闲暇时光时,单翼(网名)这天的工作才正式开始。

　　北京某小区16层的一室一厅住宅,单翼就租住在这里。这里不仅是她在北京的“家”,也是她直播的工作室。客厅的一角,布置得十分别致,精致的桌子和布景与房间整体陈旧的装修形成鲜明碰撞。

　　“最初做主播只是觉得好玩,和粉丝互动很轻松,而且看到许多主播红了之后进入娱乐圈,拍电影、电视,我也有点儿期待。”单翼是典型的东北女孩,五官精致、身材高挑,性格开朗、待人热情,深受粉丝的喜爱。

　　“直播之外,我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去维护粉丝。”虽然单翼的收入比普通白领高很多,但她还是抱怨工作太累,“其实我们工作时间很长,我昨天晚上直播游戏到12点多,关掉视频洗漱后,到1点多才睡。今天上午我还有个户外直播,中午简单吃了点,下午赶回家继续直播,路上还上线和粉丝互动。”

　　而这些,只是单翼为了维护粉丝所要付出的。晚上的游戏直播,才是她真正工作的开始。“这么维护粉丝,是因为主播的收入主要靠粉丝赠送虚拟礼物的抽成。”单翼说。

　　单翼介绍,主播类型不同,播出的内容就不同,每月直播的时间不同,收入也会有很大差异。主播每月收到的虚拟礼物越多,证明其魅力越大、受追捧的程度越高,相应的收入也就越高。单翼的同行朋友中,月收入最高的超过两万元,低的只有两三千元。

　　作为直播行业中的一员,单翼很满足。她说,网络直播的出现给她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还可以让兴趣爱好成为谋生手段。

　　直播平台网易CC发布的数据显示,女主播成为网络主播第一大群体,占比高达80%,男主播仅占到20%,这也导致许多男性网民聚集在直播平台。

　　在单翼看来,有些女主播的行为她不赞同,这些主播衣着暴露,靠唱歌、跳舞或卖萌等方式吸引粉丝赠送虚拟礼物获取收入。“很多人认为主播不是正当职业,应该就是因为这些‘老鼠屎’坑了所有主播。”单翼说。

　　部分主播挑战法律道德底线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朱巍教授介绍,在我国网络直播实践中,广泛存在为追求商业利益,网络主播忽视法律和道德底线,以“性暗示”“爆粗口”“搏出位”“靠炒作”“猎奇”为代表的低俗化和无底线趋势,网络直播已经出现蜕变为违法违规表演的显著倾向。大量所谓的“网红”靠网民关注度,无视法律法规,发布虚假广告。甚至以做电商、做公益、组建社团、交友等为幌子,从事传销、网络诈骗、卖淫嫖娼、网络赌博和其他侵害网民权益的违法活动。

　　“众所周知的四川凉山公益作假事件,就是利用直播牟取不法利益的代表事件。”朱巍解释说,利用“支持我、支持主播,就是支持了慈善”的噱头,行“假慈善”的行为,这不仅违反了上半年刚刚出台的慈善法,甚至可能涉嫌刑法规定的诈骗罪。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直言,网络直播必须依靠直播平台运行,而主播行为频频违法违规,是因为网络直播行业尚未建立良性的市场秩序。主播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是因为直播平台的管理措施仍不完善,技术手段也存在漏洞,而人工监管的方式又面临较高成本。

　　朱巍说,网络平台有各种不同的盈利方式,如广告、服务功能收费、信息内容收费等。但是,目前网络直播平台的盈利渠道主要依靠主播粉丝的虚拟礼物,拥有众多粉丝的主播便成为了直播平台的“摇钱树”。在平台之间的相互竞争中,直播平台为了留住这些“网红”,便对其违法违规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苛刻的规则“得罪”了“网红”,这些主播不仅会“跳槽”到其他平台,同时会带走大批粉丝,这无疑对直播平台是一大笔损失。

　　新规出台将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对于含淫秽、色情等违法违规直播,目前我国已经有多部法律规定了具体明确的判断标准。”赵占领说,比如宣扬色情淫秽形象;具体描写强奸及其他犯罪手段、过程或细节等,标准比较细化和完备,但毕竟还存在模糊空间,特别是色情与低俗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十分清晰,部分网络主播就试图“打擦边球”,给规范网络直播行业带来一定困扰。

　　“新规的出台,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赵占领说,例如实行主播实名制、黑名单制等。

　　“互联网直播新规从主体责任到真实身份认证,最后到建立信用体系,可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规范,特别针对现今互联网直播涉黄、涉赌、涉黑的一些乱象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朱巍告诉记者,新规当中实名登记、即时阻断、新闻信息先审后发、黑名单等措施剑指直播行业乱象。

　　“新规有效解决了‘网红’绑架网络平台的问题。”朱巍解释道,新规首次将互联网信用纳入到网络直播治理模式中来,在一个平台失信的主播,不仅无法“跳槽”到其他直播平台,甚至影响其线下的生活,例如银行贷款等。

　　朱巍指出,新规鼓励建立网络直播全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和服务标准。只有全行业适用同样的标准,才能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才不会让合法经营者和诚信经营者“吃亏”。这也是提高网络直播行业门槛,达到保护“好人经济”的重要举措。

　　赵占领提醒网络直播平台,不要忽视个别主播的违规行为,因为这不仅可能使主播自身承担法律责任,还可能导致直播平台面临罚款、吊销牌照等行政处罚。他建议,直播平台在新规的指导下,不仅要针对主播制定一系列行为规范,更要通过技术、人工等方式实时监督主播行为,以期促进直播行业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