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告发布会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董永格介绍，老年人涉众经济犯罪被害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中国存在，甚至是全球性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心理学家迈克尔.罗斯曾研究了1993-2013年间美国九项有关诈骗的调查数据，其中不乏老年人受害峰值分析。《华尔街日报》也有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被骗的老人有增加趋势。无论欺骗招数如何翻新，之所以能得逞，与老龄化特质分不开，那就是：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和少子化。

　　近年来，随着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老年人维权意识有所提高，报告数据表明，75%的老年人在权利受到侵害后会主动寻求帮助，但受骗后维权较难。

　　一是立案难，实践中公安机关会根据案件性质、紧急程度、报案人数等考量是否受理案件。基于审慎，侦查部门往往在报案人达到二十人以上才会立案侦查，会出现报案人数不足难以立案的情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犯罪案件的“欺骗性”，其犯罪过程暴露较慢，潜伏期长。有的被害人对诈骗行为很难立即发现，或者发现后抱有侥幸心理，甚至不仅自己不报警还阻挡其他被害人报警，从而丧失抓获犯罪嫌疑人和追缴涉案款物的有利时机。

　　此外，对于犯罪的界定难。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了刑法中的几个罪名，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以及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涉及的法律法规多，环节多，领域多。犯罪者往往披着“合法外衣”而行违法犯罪之实，利用真实项目与虚假承诺相交织、正常交易与违规操作相混合的方式作案，导致侦查过程中对案件定性的困难。有的老年人被骗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时，被告知“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刑事案件”。

　　实践中，经济类犯罪案件赃款赃物的追缴情况也并不理想。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善于伪装、隐蔽和转移自己的财产，加上证据收集困难，追赃工作本身难度较大。

　　尤其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类犯罪中，投资人是否应视为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参加诉讼，其所受损失应否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获得救济颇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该类犯罪中的出资人不应视为被害人，理由是该类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保护的法益不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出资人因出资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民事诉讼程序去追偿。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类犯罪系涉众犯罪，出资人人数众多，影响面广，其所受损失法律应当及时保护，应让其作为被害人参与诉讼。两种处理方式各地不一，不利于被害人遭受损害后的追偿。

　　“有些案件确实时间跨度大，涉及人员多，本息金额混杂，当事人阶段性诉求不一，给办案带来很大困难。”董永格介绍说，长期以来，司法机关十分重视个案打击和类案研究。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标志，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非法占有的故意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活动，外人无法深入其内心，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司法解释规定了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几种情形，从外化的诸多行为分析出内心的主观目的，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做到不枉不纵。

　　报告认为，鉴于被骗受害后追偿难的现实，老年人自己要建立并提高防骗意识，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迷信所谓“权威”，远离可疑人员。日常生活中，由于自身判断能力较弱，老年人最好不要急于决策，尤其是涉及大额投资方面，要多和家人朋友商量。

　　报告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各级老龄办、社区，作为发布公共服务信息的主体，应承担其建立提升老年人防骗意识工作的主要角色。社区是老年人日常生活接触最多的公共服务机构，36%的老年人在遇到问题后选择向社区求助，21%的老年人认为社区是个人接收信息更方便的途径。社区可根据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信息接收特点，以便于老年人掌握和运用为原则，积极组织宣传推广活动。比如，邀请公检法部门工作人员、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开展专题讲座，和老年人面对面交流；制作宣传册，将各种常见骗局以及防骗的方法用便于理解的方式编制成册，免费发放给老年人。

　　此外，医院、银行、大型商场超市等机构的公共性质也远远高于其他社会企业，具有隐形“可信任”社会标签，也因此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以实施骗局。所以，无论从爱惜企业自身信誉还是履行社会义务，此类机构也应该肩负起防止老年人上当受骗的社会责任。一方面要严查在本单位范围内开展的各类宣传推销活动；其次，在场所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语，摆放典型案例，主动提醒有上当潜在可能性的老年人。

　　报告还认为，种种投资理财乱象的频发，与金融监管缺失不无关系。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源头加强金融监管，积极应对打击黑理财黑投资。

　　报告建议，制定我国民间融资相关法律，明确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建立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同时，加大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惩防力度，银行、工商、公安和司法机关等部门之间应大力配合，建立联络机制和备案制度，推进日常监管的常态化，完善并且明确监管责任，建立打击和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长效协作联动机制。（实习生 刘言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