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发现的重大意义不仅让人类窥探宇宙奥秘更进了一步,也颠覆了爱因斯坦曾认为引力波无法探测到的预言。爱因斯坦是比肩伽利略和牛顿的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但是短短一百年的科技进步,已经超越了他的想象。

　　对于普通人来说,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一百年太久。

　　最近几年的年初总会在朋友圈里流传一个段子,列举那些“五年前你不敢想象的事情”,比如诺基亚倒闭了,哪个明星出轨了,智能手机取代笔记本电脑成为销量最大的电子产品……还有,大家都上微信发红包了。

　　握着手机发红包,这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也悄然影响着法治的面貌。

　　微信红包为何那样“红”

　　如今,在微信群中用微信红包发起爱心捐款已不鲜见。短时间内,一笔费用就可能凑齐,尤其是在熟人圈子中。这样的结果离开了便捷的微信沟通和支付方式,在以往是不敢想象的。

　　微信以及类似手段,并非简单地以一个虚拟空间将不同的人员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微信红包没有出现在网络的BBS时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博客和微博时代?甚至也没有出现在QQ时代?这些网络平台的人际整合力量也是无远弗届的。

　　技术发展的因素固然不能被忽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微信上人群的聚合是在陌生人的现实社会中抽取的一个个熟人小社会。大部分微信群的成员都因为共同的符号而聚集在一起,或者是同事,或者是同学,或者是某个领域的同行或同好。更重要的是,微信用户已经间接实现了实名制,因为尽管还有人使用昵称,但大多微信账号都与手机号和银行卡关联。

　　而以往流行的一句话是,你不知道网络那端和你聊天的到底是人是狗。匿名既便利也阻碍了交流——人们在网络的匿名时代虽然可以进行信息和情感交流,但开展像微信红包一样以亿次为数量级的经济往来是不可想象的。

　　小说里描绘的江湖世界,坦荡的人自报家门时总喜欢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敢于亮出身份实际上是信任他人与自我信任的表现。微信尽管只称“微”信,但毕竟已经有信的基础和内容在其中了。

　　这与法治有什么关系?

　　现在证券交易已经成了重要的经济活动,半年多来股市的起起落落牵动着中国无数股民的神经。四个世纪前,世界上第一家证券市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业。在账目基本靠笔算和纸记的年代,为什么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愿意将资本投给远在海外的殖民公司?相信这些公司会维护股民利益,诚信经营,让股民投资获得收益?这实际上不是偶然的,是荷兰商人的诚信传统赢得了投资者的信心。诚信传统则来源于一个个商会和同业行会等“小圈子”。这样的圈子通过频繁的经济往来,形成了规则,建立了互信。突破小圈子的证券市场便能在此基础上,形成普遍的规则,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

　　“抢”出来的制度实验室

　　到底是法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还是信任靠法治来维护?这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难题。著名政治学者帕特南对意大利的民主政治发展跟踪研究了二十年,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社会资本”丰厚的地区,人们的经济活动才更活跃,民主法治规则才更有效,民主法治秩序也才更稳固,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正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因素。

　　因此,与其说是新技术和新想法让微信红包风靡全国,不如说是微信这个虚拟平台所构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相对互信才是微信红包风靡的主要推动力。

　　因为信任,人们才更愿意互动;因为频繁的互动,信任才更深厚。在经济学家韦伯看来,只有当经济活动成为社会的主要活动之时,法律制度才成为人们交互活动所必须的规则。

　　人们发现,不管是在QQ群中,还是在一些论坛里,这些地方出台的各种“规矩”,多存在争议,也难以执行。唯独微信群里的抢红包规则清晰可行,并且多数人自愿遵守。道理也很简单。微信红包最热闹的就是红包接龙了,抢到最多或是最少的接着发。没有规则,红包接龙的游戏无法持续。

　　一些利用微信红包开展的捐助互动,信任往往以涟漪的方式向外辐射,参与的圈子通过人与人的链接与信任逐渐扩大。这个过程像极了荷兰证券交易市场的诞生过程,从小群体的信任辐射向大众。

　　规则的产生和维持都取决于人们合作的需求,而合作的形式越多,规则也将越丰富,人们的规则意识也便越强烈了。法治在个体层面上的意义就在于,个人能够根据既定的规则做出符合理性的决定。用大白话讲,就是知道自己在干嘛;这么干有什么后果;出现后果了就要承担。在这个意义上讲,微信红包的出现、风靡和每个人的亲身参与,构成了一个制度实验室,从中可以观察到法治为什么发生以及如何发生。而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实际上获得了一次法治思维和行为方式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