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资源短板待补齐(聚焦·追踪儿童看病难(上))本报记者 申少铁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有13名医生，一天最多要做16台手术，医生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10个小时。该院前段时间成功为一名患肾母细胞瘤的2岁女童完成肿瘤切除手术。图为该院小儿外科医生黄文华(左)和手术室护士郑伟熙在手术前安抚女童。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候诊3小时，看病3分钟”是很多家长带孩子看病的感受。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生数仅为0.53，远低于发达国家的0.85—1.3，儿科医生缺口很大。目前，我国儿科医生供给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很多医学生不愿选择儿科专业，毕业后不愿去儿科工作，儿科医生流失率较高。儿童看病究竟有多难?儿科医生为啥供不应求?如何破解儿童看病难?从今天起，我们推出“追踪儿童看病难”专题报道，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编 者

　　孩子看病候诊长

　　我国儿科医生本来数量就不够，加上二孩政策放开，儿童数量增加，儿科医生紧缺问题更突出

　　“带孩子看病真难。”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张女士对记者说，一天凌晨，3岁的女儿乐乐突然发烧，张女士当时用湿毛巾给乐乐擦拭了额头和手脚，还喂了一些退烧药，希望她能好起来。

　　早上7点多，张女士给乐乐喂早饭时发现她的牙龈红肿，舌尖上出现了疱疹。“当时，害怕乐乐得手足口病，决定赶快带她去附近的医院。”张女士说。

　　“当天排队挂号的人并不多，心里暗自庆幸这次看病应该不折腾。”张女士说，带女儿到医院，一会儿就挂上了号。“当发现乐乐的就诊序号是280号时，心里的庆幸瞬间消失。”张女士说，根据以前看病的经验，女儿可能要到下午才能看上病。

　　张女士带着女儿去护士台分诊，发现候诊区的椅子上坐满了带着孩子的父母，正在就诊的序号刚到69号。原来，张女士虽然避开了挂号的高峰，但赶上了候诊的高峰。

　　负责分诊的护士让张女士带乐乐先去做指血检验，以确定疱疹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等了1个小时，张女士拿到检验结果，发现才叫到132号。“这时乐乐病恹恹的，趴在我的肩膀上，一动不动，说医院太吵想去外面。”张女士说。

　　中午12点，张女士带着乐乐到候诊区查看叫号情况，发现刚到187号。中午下班时间到了，专家门诊和两个普通门诊已关闭，剩下的两个门诊还在加班接诊，分诊台的护士也在值班。

　　“整个上午，乐乐很听话，但中午越来越不安，哼唧不停。我感觉她的小身体更烫了，测体温已经烧到39度。”张女士回忆，一旁的分诊护士建议她们找个相对安静的地方休息，让小孩子放松下来，下午2点再来等。张女士带着女儿在医院一个角落找了椅子坐下，叫了外卖，草草解决了吃饭问题。

　　“一直等到下午2点多，乐乐才看上病。”张女士说，医生确诊乐乐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急性疱疹型咽峡炎，开了一些退烧贴和消炎药。张女士计算了一下时间，算上排队挂号，医生看了不到10分钟，自己花了近5个小时。

　　“儿童看病难的根本原因是儿科医生太少。”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副会长、首都儿科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杨健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儿科医生本来数量就不够，加上二孩政策放开，儿童数量增加，儿科医生紧缺问题更加突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秦炯分析，上世纪90年代，儿科萎缩很厉害，很多医院甚至撤了儿科。近几年来，不少大医院逐步恢复儿科，但恢复的速度和数量有限，床位数和专业科室仍太少。很多高龄父母加入生育队伍，孩子出生患并发症的风险加大，就医需求更大，进一步加剧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

　　“儿童专科医院缺乏，也是儿童看病难的原因。”杨健说，以北京为例，在公立医院中，地方儿童专科医院有2家，部队有1家，总共3家。相对于庞大的人口规模，儿童专科医院太少。

　　儿科资源缺口大

　　全国广义儿科医生总数只有13.5万人，儿童专科医院共73家，且分配不均衡

　　今年6月，中华医学会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显示，全国广义儿科医生总数只有13.5万人，儿童专科医院共73家，其中东部41家，中、西部加起来才32家，儿科资源稀缺，且分配不均衡。

　　国家卫计委、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每千名儿童职业(助理)医师数达0.69名。专家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预计到2020年，我国儿童数量超2.9亿人，若要实现每千名儿童0.69名儿科医生的目标，儿科医生缺口近9万人，若按发达国家每千名儿童0.85—1.3名儿科医生的标准，我国儿科医生缺口在20万人以上。

　　“儿科不挣钱。”杨健说，过去医院发展比较均衡，儿科还是发展的重点。当很多医院开始以经济效益为导向时，儿科发展就出现困难。儿科收入相对低，检查少，用药少，特别是在原来以药补医的政策下，医院要发展、要营利，不挣钱的科室就要减少，所以儿科就成为被削弱或取消的对象。

　　秦炯认为，儿科的人力、物力、技术等成本更高。比如采血，给成人患者抽血，他们不会抵触，最多2分钟就结束。而小孩会害怕甚至哭闹，拒绝抽血，需护士过来帮忙控制，强制抽血。如果小孩挣扎，可能没有抽到血，反而碰坏针头，需再次抽血。这些多耗费的人力、物力在原来的医疗定价体系里面并没有体现，医院发展儿科的积极性不高。

　　过去，儿科医生的教育培养还存在一些问题。从1999年开始，教育部为拓宽儿科医生的专业知识面，决定医学院不再招收儿科本科生，到研究生阶段才细分儿科专业，从此本科层次儿科医生的来源被切断，一些医学院甚至取消了儿科系。从1999年到2015年，全国儿科医生仅增加5000名。近几年，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多所医学院校开始逐步恢复儿科系。

　　“当时医学院取消儿科系，出发点是好的，因为从事儿科工作也应有通科的医学知识，但是改完后问题就来了。”秦炯说，医学毕业生选择儿科的非常少，导致儿科医生供给减少，而且选择儿科的普遍是成绩相对较差的毕业生，导致儿科医生整体质量不高。“许多医学院陆续恢复儿科系，将会增加儿科医生供给，但还需要一段时间。”

　　儿科医生流失多

　　儿科不是“小儿科”，接诊患儿时，需要医生有更好的判断能力和沟通能力

　　家住河北保定的4岁患儿小尧咳嗽了一个多月，吃了消炎药也不管用。为了让小尧得到更好的治疗，妈妈王女士带他到北京儿童医院就诊，该院呼吸科主治医师郭琰接诊了小尧。

　　小尧由于年龄小，不会表达，就诊过程中都由王女士来描述病情。郭琰用听诊器测小尧的心跳和呼吸情况，诊断病情为哮喘，左眼患有轻微的结膜炎。郭琰给小尧开了一些药物，并向王女士介绍哮喘的症状特点和未来的治疗要求。

　　王女士拿到药又带着小尧回诊室。原来，郭琰开的药中有一种气雾剂叫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剂，患者未经医生指导都不知道怎么吸。郭琰要小尧拿着比鼻烟壶稍大的小药瓶先模拟吸一次，看是否正确。果然，小尧的吸入方法完全错误。

　　“吸药之前先尽量把肺内的气体呼干净，吸气的时候要用力而且连续，有一定的爆发力。吸气完毕后不要着急呼吸，憋气尽量长一些，给药物一个沉降到小气道的时间。”郭琰说，如果吸药方法不对，药液不能很好地到达肺部，治疗效果会打折。郭琰接过小药瓶，亲自示范。然后，他又建议小尧按照正确的吸入方法再练习两次。

　　“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按正确的方式吸药，不然药都浪费了。这么小的一瓶布地奈德价值170多元。”郭琰说。王女士不断点头，表示回家一定好好盯住儿子用药。

　　“儿科不是‘小儿科’，接诊患儿时，需要医生有更好的判断能力和沟通能力。”杨健说，很多人认为儿科很简单，其实不然。儿科又称“哑科”，因为患儿表达能力差，有的患儿只有几个月大，病情的描述几乎全靠家人。儿科的疾病严重程度和复杂程度不亚于成人，有很多成人疾病在儿科也有，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但很多儿童的病，成人不一定会得，比如一些复杂的先天性罕见病，这对儿科医生提出了更高要求。

　　“给儿童看病最大的风险，是一些很重的病没有看出来。”秦炯说，儿童很多重病的症状表现跟常见病差不多，比如咳嗽、发烧、疱疹等。例如夏秋季节儿童容易患细菌性痢疾，很简单的病，但是有10%的患儿是中毒型的，发病症状是抽风、休克、高烧，没有痢疾的症状，如果24小时内不能及时正确救治，死亡率在50%以上。如果医生经验不丰富，很难想到是中毒性痢疾。这种痢疾很容易治，患儿注射或者服用抗生素，很快就能康复。“关键是这种痢疾一开始没有腹痛腹泻的症状，所以考验着医生的判断力。”秦炯说。

　　每天早上7点半，郭琰就赶到病房，查看患儿的状况，与家属聊聊病情;下午六七点才下班，开车到北京东四环附近的家将近8点，如果遇到堵车会更晚。“患儿太多，加班是常态。晚上回到家吃完饭，儿子都准备睡觉了。”郭琰表示，儿子上小学一年级，自己从来没时间去接送，也没时间教儿子看书学习，这些都由妻子完成。“尽管儿科很忙，但收入相对较低，有很多儿科医生都辞职转行了。”郭琰说。

　　“儿科医生的收入，确实不如其他科室的医生。”秦炯说，按照工作量来算，儿科医生的付出更多，但回报太少。同样是看病，儿科医生需要花更多时间哄孩子，控制孩子情绪。

　　《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显示，最近3年，我国儿科医生流失人数为1.43万人，占儿科医生总数的10.7%，其中35岁以下医师流失率为14.6%，占所有年龄段医师流失的55%，综合医院的流失率远大于儿童专科医院的流失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