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敬一山

　　2017年全国两会开幕在即，全国政协委员施杰表示，他已完成题为《关于对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进行立法的建议》的提案，呼吁通过专门立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早已不是新鲜话题，时不时就会有相关案例或者数据敲响警钟。对这个问题，似乎人人都觉得很重要，但具体到怎么保护，却又拿不出特别好的方案。“严厉打击”说起来解气，但到底打击谁，怎么打击，确实需要从立法层面，好好梳理现存的问题，从而为治理创造基础条件。

　　以去年备受关注的徐玉玉案为例，我们可以发现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难点。该案的过程并不复杂，有犯罪分子通过技术手段攻击了“山东省2016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然后盗取包括徐玉玉在内的大量考生报名信息。这些信息被卖给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冒充政府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诈骗徐玉玉9000多元，导致她猝死。

　　这起案件因为导致当事人死亡，再加上引发舆论的轩然大波，所以在破案和后续的法律追责上，可能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效率和力度。但更普遍的情形，如果只是诈骗几千块钱，当事人没有付出生命代价的话，根本不会引起相关部门特别的重视，破案就很困难。因为利用个人信息实施诈骗和出卖个人信息的，往往不是同一伙人，个人信息几经倒手售卖，通常很难锁定最初盗取个人信息的罪魁祸首。取证难，是个人信息保护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徐玉玉案中还有个特殊的地方，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技术手段攻击官方系统，而现实不乏很多案例，是掌握公民信息的公职人员，以内外勾结的方式泄露个人信息。要取证调查清楚这些内幕和利益链，显然非常困难。当然，即便是官方系统被黑客攻击，掌控大量公民信息的部门是不是全无责任，有没有充分尽到管理和防护责任，也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这背后的根本问题，是掌控公民个人信息的源头部门，该承担的责任边界到底是什么。根据泄露信息的不同类型，这些部门分别承担怎样的责任，有没有清晰合理的规定。

　　取证难、责任界定难等问题，现实而迫切，需要经过专业讨论，形成法治化的解决方案。如果不能把需要保护的个人信息进行清晰的界定，将掌控个人信息的相关部门、企业及公职人员的责任厘定清楚，那信息保护就会持续步履维艰，执法部门看个案关注度“下菜碟”：关注度高的个案，严打猛打，而关注度不那么高的案件，受害者可能面临维权无门的窘境。

　　所以，施杰委员的提案值得相关部门重视。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呼吁已持续多年，进展缓慢可能和涉及太多利益群体的博弈相关。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或数据越来越被政府部门或企业深度使用，很多问题确实不可能拍脑袋决定，而需要更多的公共讨论。立法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早日将立法提上议事日程，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法治预期，营造良性的法治环境。

　　《光明日报》（ 2017年03月02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