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快到了，春运买票难又成一个热门话题。据《经济参考报》消息，目前名目繁多的火车票“付费抢票”业务正在各大第三方平台如火如荼地展开，但记者发现有些抢票费用接近原票价的一半，更有甚者，由于不得不购买“保险+抢票加速包”组合，需加价上千元才能成功到手所需车票，最后的总费用可能接近票价的7倍。

　　不少人由此呼吁，第三方平台加价代刷火车票，与“黄牛”无异，只不过是“网络黄牛”，理应打击。它们利用设备和技术优势占用12306网站渠道，无疑会大大压缩个人购票空间，加剧个人购票难问题。这种显然有损公平，甚至客观上破坏购票秩序的现象，已存在多年，为什么就得不到处理呢?

　　相关执法部门的解释是，法律规定滞后，基层执法有难度;也有专业人士出面圆场，称这个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范畴，不违法。比如重庆吾耀律师事务所主任熊道银就认为，“技术黄牛”是为特定他人代购车票，赚取代购费，和倒卖车票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现行法律法规对此难以规制。

　　类似的说辞我们不是似曾相识，简直已经听得耳朵起茧。火车票实名制已经实行了五六年，“技术黄牛”也如影随形存在了五六年。电子倒票现象如此猖獗，法律规定却经年“滞后”，为什么只知道一年又一年地找借口，却始终不愿意着手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完善或出台新规?这很难吗?

　　而即便没有新规，即便不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修订或出台司法解释，若真想整治“技术黄牛”，也绝非找不到办法和依据。迄今，打击“黄牛”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刑法第227条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司法人员认为，火车票实名制后的“黄牛”已发生很大变化，旧法难以适用那些“技术黄牛”。广州铁路公安也表示，因无法定性技术倒卖火车票行为，所以他们没有处理过网络抢票。

　　其实，“传统黄牛”也好，“技术黄牛”也罢，尽管所借助的工具不同，倒票手段各异，但从性质上说毕竟都是“黄牛”，两者在倒票牟利的动机和目的上并没有丝毫差别，适用法条并无障碍;且因为“技术黄牛”手段更精，效率更高，规模更大，牟利更多，对正常的购票秩序危害更大，因此更应该依照刑法第227条和相关司法解释严加惩处。

　　法律肯定是禁止倒票行为的，不管它是“冷兵器时代”的“劳动密集型黄牛”，还是“信息技术时代”的“大规模杀伤性黄牛”，都无疑是在禁止与打击之列;对后者，打击力度还必须加大。别的且不说，早有四部委联合文件规定，合法的火车票代售，也只可收取不超过5元的“铁路客票销售服务费”，哪有加价上千元还不违法的道理?

　　技术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往往是促进了公益，也便利了某些人的私欲膨胀，甚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就要求规则须臾不可缺席，“守夜人”和“经济警察”必须为公共利益保驾护航。从效用的角度讲，如果“技术黄牛”不倒，火车票实名制就显然是一个失败的公共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