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房价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有房产中介给老王打来电话，邀请他去看房，正在开车的他提高音量，直接了断地回应，“不感兴趣”。十几年来，老王从未在上海看过房，因为“看了也白看，没钱反而伤心难过”。

　　偶尔，老王也会漫不经心地和乘客聊起房子，得知陆家嘴附近的房价已经蹿到12万元一平方米时，他脸上没有露出一丝波澜。

　　他早已明白，城市加速之快令人咋舌，自己老早就追不上了。

　　老王曾想过“一夜暴富”。此前微信名叫“股市掘金”的他，手机里至今保留着炒股软件。在短暂的午休时间，他会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财经资讯。他最懊恼的事情莫过于，眼看着一只股票的单价从1.7元涨到了15元，他却“没有可以入手的资金”。

　　他还想过自己搞发明创造，申请专利。“能不能发明一种不耗油不耗电的汽车，就靠空气泵作发动机?”最后费尽周折联系到同济大学一位空气动力学专家，结果教授坚定地说，“你这个想法跟永动机一样不现实。”

　　老王从没把这事儿告诉家人，但他从此把儿女的教育看得“比天还重”，希望他们像城里的孩子一样考大学，不要走自己的老路。

　　他咬咬牙把儿子送进了老家最高级的一所私立双语中学，每年光学费就要1.9万元。

　　平时，老王身上的衣服都是几十元淘来的，最贵的一件也不过是300多元买来的黑色夹克。他甚至只有两双鞋换着穿，还是商店做活动买一送一时买的。但是，为了不让儿子在学校看起来寒酸，“怕伤了他的自尊”，他给儿子买的运动鞋从没低于300元。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女儿喜欢唱歌跳舞，在小朋友中才艺出众。回忆起她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表演的舞蹈《踏浪》，老王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她就站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穿着绿裙子，抹着胭脂，涂着口红”。

　　每到下午4点多，老王便会遇到带着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的乘客。老王想着，等学校开舞蹈兴趣班了，他也要给女儿报名，尽管女儿在学校是名“黑生”，一遇到上级检查，只能被停课。

　　前些天，女儿还缠着他，“爸爸，我想要个点读机学英语，就跟电视广告里的一样!”老王心里一直惦记着，等过一阵子手头宽裕了，就给女儿买上，“而且要买就买个最好的”。

　　但是，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承诺。“我什么都没抓住，儿子快结婚了，没房，女儿要读书，也没钱。”跑车的间隙，他半仰在驾驶座上，望着车窗外的楼盘低声说。

　　从市区回家的路上，在老王的车窗外，一辆辆呼啸而过的轿车逐渐变成了挤挤攘攘的摩托车、电瓶车和三轮车，咖啡厅和商业中心传出的悠扬曲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元店门前高亢的喇叭声，不断重复着“特价清仓”“大甩卖”的广告词。

　　他的家安在镇上棚户区一个近20平方米的空间内，贴着旧报纸的窗外面对着一堵墙，阳光很难照进来。屋里没有厨房和卫生间，平日需要洗澡时，身为酒店清洁工的妻子会带着孩子上自己工作的宾馆。

　　两张横竖交错摆着的床，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一个五斗屉，一个米白色柜子，几乎就是屋内所有家具。

　　但老王的妻子还是觉得太多，“搬家一次都搬不完”。和院子里其他租客一样，老王的妻子也知道，他们临时的家早被划入拆迁范围，但她“现在不想考虑这么多”。她挥挥手，“之后搬去哪儿，以后再看吧!”

　　在载着乘客驶往他们的目的地时，老王每天都会经过一座座高架桥，路过一个个繁华的商业广场，但老王和妻子都说不清楚，他们的下一站会在哪里。

　　在老家安徽寿县，老王家8口人分到8.3亩地，父母还多给了他半亩，所以他名下有1.5亩地。在家种了一年地后，他发现“种出的稻谷还养不活一家人”。

　　村里也几乎没有同龄人了。前不久，老王开车回家探望患胃癌晚期的岳父，惊讶地发现，“除了一位村小老师，儿时的伙伴没有一个人在家了。”

　　“全都各奔东西了，有的来了上海，有的去了深圳，基本上都在大城市卖苦力。”老王和他们大都断了联系，“二十来年没见过了，就算见了面也不认识”。

　　除了一位叔叔，老王所有家人都来了上海。2008年，不愿离开老家的父母也坐着大巴车来了，找到了小区清洁工的活儿，顺便拾荒贴补家用。后来，大雪压垮了老屋，家乡3间稻草屋顶的土屋现在只剩下一堆坍塌的黄土。

　　在城市里，当汽车在高架桥上奔驰时，老王最喜欢的是道路两旁的路灯，星星点点的暖黄色照亮了路面，也照亮了夜空。“老家没有的。很明亮，很美，不是吗?”老王好几次望着它们出神。

　　突然，这种灯光消失了。车子拐进一条黑暗的土路，道旁是破败的厂房，凌晨时分水沟边涌起的雾气爬上了车的前窗。老王费劲地探着头，借着昏暗的车灯，努力看清回家的路。(郭路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