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是不矛盾的，根据目前掌握的数字，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有2170万，离2300万的总数还有130万个指标可以使用，限制人口并不等于将大门向真正的人才关闭。”该学者认为，目前北京正在主城区之外大力建设周边的城市发展新区，未来这部分新区也会起到分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的作用，并且北京市控制人口总数已经获得了一些成效，“这两年北京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了。加上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如果北京周边的其他城市变得发达了，自然也就会消解北京市的人口压力，所以我并不认为在控制人口总数与引进人才这二者之间会有很大的矛盾。”

　　“北漂”创业者：北京户籍太遥远

　　记者留意到，在征求意见稿中有一段明确针对创业创新人才的规定，明确提出“在经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以及众创空间中的创业机构就业，且符合一定条件的申请人，工作每满一年加两分，最高加六分。在经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及众创空间、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相关专业科技服务机构就业，且符合一定条件的申请人，工作每满一年加一分，最高加三分。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的申请人，工作每满一年加一分，最高加三分。”以上三项最多可以让一位同时满足三项条件的申请者加到12分，这是一个不低的分值。然而，对身处一线的创业者来说，这个政策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影响他们目前的工作和生活。

　　作为一名90后，王俊杰与众多在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上追寻梦想的“北漂”一样，对北京户籍有内心深处的渴望，但目前看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距离。“任何一个来北京闯荡的人其实内心都会希望获得落户的资格，但目前我只是希望能和伙伴们一起把手上的项目做好，项目如果进展顺利，大家都有钱了，买房、落户就都会到来，项目做不好，想那么远都没用。”王俊杰的心声想必也是绝大多数北漂的想法。

　　作为送姜科技的联合创始人以及中国高校青年领袖峰会执行主席，王俊杰所在的团队去年入驻位于中关村创业大街的飞马旅北京旅部，团队已经获得了两轮融资，目前处在比较好的发展势头上。

　　“我们的创始人团队有六个人，其中有几个年龄都不小了，孩子在原籍上学，他们与爱人和孩子是两地分居，每个月回家几天看看孩子。”记者问王俊杰，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会不会有核心团队的成员因为需要照顾家庭而选择不再创业，他们如果在不远的将来离开北京停止创业，是否会对其创业项目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王俊杰的回答是：“创业本身就是一个用今天赌明天的事情，如果总是想的很多，那就不要来创业了，去打工就好。我们目前的目标就是做好眼前的事情，至于未来能否获得北京户籍，对我们来说还太遥远。”

　　在王俊杰看来，大多数在京创业者对有关落户政策是否对创业人才的倾斜都是较为无感的。“处于创业特别早期阶段的人，根本来不及考虑这些问题，他们要先想着还有没有明天，而不是落户;而那些特别成功的创业者，户籍制度已经不是他们行走天下的障碍了，他们也不会再为此而烦恼。”

　　除创业者外，一些经常与创业者打交道的创业服务机构也在密切关注北京市的“积分落户”及各项人才引进政策，希望能捕捉到第一手准确信息传递给创业者，并拓展其自身的服务项目。优客工场的HR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作为创业服务机构，我们十分希望能够通过自身平台为创业企业在引进人才任职、社会保障、户籍、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服务。”

　　但是，该HR部门负责人同时也表示，北京市相关机构出台的人才政策大多数对企业资质的要求较高，多数创业企业很难达到相关标准，这对大多数中小规模的企业来说是一个门槛。

　　投资人：指标别浪费了，要给到“对的人”

　　作为飞马旅北京旅部的主要负责人，曾任IDC(国际数据公司)中国区总裁的郭昕告诉记者：“据我所知，目前这一整条中关村创业大街上还未有一个人因为创业者的身份拿到过落户北京的资格。”关于有关政策对获得一定投资规模的创业人才进行落户上的倾斜，郭昕说：“创新创业市场目前从一个热情期发展到了谨慎和冷静期，获得极高投融资的难度加大了，大家都在重新思考创业创新未来的方向。”

　　郭昕分析说，以一个投资人的身份来看，他认为目前的创业创新最需要的是能在关键技术上对飞跃式突破能有所贡献的人才，特别是关键技术上的基础科学研究上能有贡献的人才。“根据目前创投圈的情况，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以一个效率工具存在的红利基本都被消费完了，各种将互联网以一个效率工具的角色在进行使用的企业目前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比如之前接连发生的O2O企业‘抱团取暖’事件，其实就是在暗示目前我们需要在技术底层有新的突破，甚至在下一代技术上发力。”郭昕认为，如果那些进京的指标被用在这类人才上，才算是没有浪费。

　　此外，郭昕认为，仅仅按照获得投融资规模的标准来为一些创业创新人才在积分落户政策上进行加分，有失公允。“有些项目半点核心技术都没有，只是在宣传和炒作商业模式，一些没有经验的投资人就会被‘忽悠’，进而这些项目获得很高的估值或者投资数目，但这些东西对创业创新的长远发展，以及北京市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都是没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