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伟亮看来，他来北京求证“要情通报”真实性的经历，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

　　吴伟亮告诉记者，去年12月下旬，他先和文昊进行电话沟通，并按照文昊的提示来到了中共中央党校门口。

　　“文昊上午在电话里说先让我们去中央党校北院门口等他，但我们在那里等了两个多小时后，他又来电话说上午有事，让我们先吃中饭。”吴伟亮回忆道，“后来我就问北院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是否有构建和谐社会课题组，但对方告诉我北院内没有这个机构，连联系电话也是错的。”

　　随后，吴伟亮和同事高巍又来到中央党校南院。几番打听后，他们找到了南院内的87号楼107房间——在该房间办公的杨光是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任构建和谐社会课题组秘书长。

　　据杨光回忆，当吴伟亮表达了要求证“要情通报”一事时，他还感到有些不解。

　　“我感到挺奇怪的，从来没听说过‘要情通报’这回事儿。”杨光告诉记者，构建和谐社会课题组是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于2008年成立的一个下属机构，不是独立法人，其目的是开展相关调研，编纂一套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丛书。

　　由于对吴伟亮反映的情况并不知情，杨光给构建和谐社会课题组的办公室主任田康打了一个电话，并让吴伟亮等人去找田康了解情况。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田康表示他并不认识文昊，也不知“要情通报”一事：“我不认识文昊。但那天见面的时候，我看那家企业的负责人和文昊还打了招呼，他们好像很熟。”

　　而吴伟亮的说法恰恰相反。

　　“当天下午我和高巍按约定在台体宾馆等田康和文昊，他们是一起上楼走进办公室的。”吴伟亮告诉记者，“田康向我介绍说，两人是老乡，而文昊是课题组的调研员。”

　　随后，吴伟亮向文昊问起“要情通报”反映的情况。“我问他有没有到现场去调查过此事，有没有见过反映此事的农民工，有没有和企业联系过等问题。”吴伟亮说，“文昊的回答都是‘没有’。”

　　“文昊告诉我，他和肖齐是老乡，朋友之间帮个忙。”吴伟亮说，“我又问田康，课题组为什么要寄送这样未经实地调查的‘要情通报’。他的回答是，‘这个文件是有依据的，经过课题组批准的。我们有内部的工作程序，不方便告诉你，是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的。’”

　　意识到可能遭遇冒牌内参的吴伟亮留了一个心眼，他故意问道：“那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当时文昊和田康就跟我说，你们回去后，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工作，把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尽快还清。我们就不再追究了。”吴伟亮说，正是两人提到还钱的情况让他断定这是一起假借内参名义，给当地政府施压以谋取不法利益的欺诈行为。回到呼和浩特后，他一方面向李晓莉反映遭遇冒牌内参的情况，一方面给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发函，求证“要情通报”的真伪。

　　还有多少冒牌内参流入各级机关

　　4月9日上午，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传真回复了吴伟亮所在公司的求证。

　　“我单位构建和谐社会课题组没有编辑出版‘要情通报’，也未向其他单位邮寄此内容文件；没有‘文昊’此工作人员；所留联系方式不是我单位构建和谐社会课题组联系方式。”回函写道。

　　刘卫平告诉记者：“我们不管人家是哪儿的，只要来反映问题，我们就要认真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记者在刘卫平的办公室看到，除去年10月收到的第一份“要情通报”外，去年12月，刘卫平还收到了第二份“要情通报”，反映的是同一问题。

　　刘卫平告诉记者，据他了解，呼和浩特市的部分领导也收到了同样的“要情通报”，有领导也在上面做了批示。

　　而吴伟亮也在和肖齐等人的交流中了解到，自己公司只是冒牌“要情通报”的受害者之一。“肖齐曾和我们提起过，他在鄂尔多斯也通过‘要情通报’的方式摆平过争议。”吴伟亮告诉记者，“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冒牌内参流入各级机关，有多少人会因此受骗上当。我只希望我们公司是最后的受害者，我会通过司法途径追究造假者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