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列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刘震云成名作《塔铺》的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

　　舒婷的《致橡树》手稿。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漫子摄

　　余华及其小说《鲜血梅花》手稿。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漫子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漫子

　　对于没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来说,80年代是一个传奇。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娱乐节目的时代,人们如何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畅谈文学是怎样的场景。

　　今天说走就走、可以四处旅行的孩子们也许无法想象,自己的父辈在80年代了解外面世界、了解外国人吃什么穿什么平时聊什么,也许是从一本《契诃夫小说选》的手抄本开始的。

　　80年代初的燕园,学生人人是诗人。他们晚上睡前讨论的是,那诗哪里好,这诗怎么写才好。文学是文青彼此相认的“接头信号”,谈对象找话题要靠聊小说和背诗歌,检验友谊的标准是看到好书美文会不会“奔走相告”。

　　近期,诞生于80年代并铭记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舒婷的《致橡树》、巴金的《随想录》、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震云的《塔铺》和余华的《鲜血梅花》等作家手稿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一经展出,马上引起了不同年龄段读者的一场“奔走相告”。

　　手写的痕迹

　　舒婷的诗歌代表作《致橡树》就写在42年前的两页“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印制的红色格子稿纸上。如今它被串上线,悬挂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厅中央。

　　“一走进展厅,属于80年代的那种气息扑面而来,真挚的,洋溢着热情。”前来观展的田磊记得,这首诗的走红刚好是80年代初。“当时在北京,许多新人在自己的婚礼上深情地朗诵这首《致橡树》,想抒发新时期的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对爱情的一种态度。”

　　但在那时还只有15岁的文学爱好者赵小梅来说,这首诗还太“朦胧”。是时在“西铁局”创作组任创作员的赵父下班后常带一些文学杂志回家,供孩子们翻阅。

　　《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收获》《十月》杂志都是赵小梅特别喜爱的。“文艺的春天来临,我们兄妹几人就像高尔基口中‘饥饿的人扑到了面包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刘心武的《班主任》、路遥的《人生》、韩少功的《风吹唢呐声》都是这时候看的,不仅看,还要翻来覆去看上好几遍。”

　　在这些展出的手稿中,“北京文学稿纸”“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纸”“农民日报社”等字样出现在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稿纸页脚,颇具时代特色。“那时,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能用上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稿纸也代表一种认可、一种特别待遇。常来稿件、跟编辑部关系好了,才能用得上报社、出版社和杂志社给的稿纸。”作家李敬泽说。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来说,文学期刊曾是他们实现文学理想的最佳舞台。随便一本80年代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都在二三十万份以上,有时一部小说在期刊的公开发表,能使杂志创下“当日脱销”的纪录。

　　据说那时老牌文学双月刊《收获》的发行量曾高达100多万份,这让时任主编巴金颇为担忧,“满大街都是(这本杂志),是很可怕的……100万份的发行量太高,宁可少印一些。”

　　在这股“文学热”的潮流中,无数写作者、批评家、文学爱好者们共同组成了“文学的天堂”。与数字时代不同的是,编辑们催稿靠嘴也要靠腿:距离近的作者家门一推就进去了,距离远一些的要靠骑着凤凰自行车在他们家与家之间来回穿梭。阿城198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短篇《树桩》和汪曾祺发表在《人民文学》1983年第9期的《故里三陈》,就是那时《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这样得来的。

　　编辑骑车取回的稿子都是手稿,是作家一笔一画写过、圈涂过的。那些手写的痕迹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坦露出一条写作者思考的轨迹。他们下笔前后的犹疑、遗忘或是突然发现,甚至写作时的心情起伏都跃然纸上,每一份与每一份都不重样。

　　与《致橡树》手稿一同悬挂在展厅中央的,还有莫言30多年前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化部”稿纸上的,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和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

　　莫言在创作《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作品时,共手写4万余字,修改誊写数次后方才发表。《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是1985年他在《中国作家》第2期发表的中篇小说,其创作冲动源自于1967年莫言儿时随石匠打石头时的一段经历。

　　莫言的两份手稿中多处布满醒目的勾划与修改痕迹。在《白狗秋千架》的手稿中,仅第一页,莫言就删掉了七八处、三四行,还在删除的部分旁边补充了11行对大狗午后活动的细致刻画。

　　《透明的红萝卜》原本的篇名是《金色的红萝卜》,或许是字多读起来拗口,作家徐怀中用笔圈掉了“金色”,改为“透明”二字,于是“金色的红萝卜”成了“透明的红萝卜”。徐怀中把这篇小说推荐给他的老上级冯牧,这小说就刊发了。据亲历者回忆,“黑娃”的故事见刊以后还专门开了座谈会——此前,没人能将一种意象表达出一种油画般的凹凸感——“那篇文章真有一下子耀亮整个文坛的感觉”。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瞧一眼莫言的字迹就猜得到,‘一定是写黑板报写出来的’。”李敬泽说。的确,青年莫言曾是连队的一名通讯员,黑板报是一门“必修的功课”。前来观展的书迷朋友一边凑近观察这些细节,一边感慨,“莫言的字迹变了”,“手写的痕迹太珍贵了”。

　　书写方式“小变”,文明之大变

　　“上世纪80年代,是手写时代最后的灿烂绽放。”此次手稿展的策划人李敬泽说,“几千年来人类从用笔写字的习惯在咱们这一代发生了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作家们放下笔,改用电脑敲出一排排方块字。这是文明之大变。”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文学迎来了光荣的新时期。活跃的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以罕见的速度涌现、迭代。他们心中想到的和要写的东西像春运时火车站里的人群——紧紧挤作一团。每有作品公开发表,数百上千封热情的读者来信犹如腊月飘雪,从大江南北扑面而来……

　　文学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初入文坛的余华一篇习作在《北京文学》发表,轰动了他所在的整个海盐县。他被通知去县文化馆工作,从此结束了在乡镇卫生所5年手执钳子的拔牙生涯。

　　在没有网络,没有娱乐、看个电视还得去邻居家的时代,文学承载了太多东西。“我们怎么感知世界,怎么自我表达——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爱恨、我们的嘲讽,怎么在语言中找到自由和娱乐,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学开拓出来的。真的是,领时代风气之先。”在《小说选刊》做编辑的李敬泽1985年第一次看到中篇小说《红高粱》时,他惊呆了,“语言可以这么炫目?汉语写作可以这样打开民族的感受力?”

　　新时期以来,涌现出的新的语言、新的思想、新的表达,这些“崭新事物”的形成过程无一遗漏地反映在作家笔下的稿纸上。此次展出的“国宝”级手稿中相当一部分是之前《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历年的存稿。

　　此次展出的手稿,还有手写于农民日报社稿纸的刘震云小说《塔铺》。与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类似的,这篇“新写实小说”代表作的篇名也是修改过的,原名叫“河堤”,后来才改为“塔铺”。尽管是誊清的手稿,其中仍充满大量细微的删减与成块的涂抹。“不小心”改为“无意间”,“聚在”改为“聚到”,连“地”“的”“还”“又”等字眼也在斟酌后删去,体现了作者对凝练精准、不冗不赘的语言风格的极致追求。

　　再比如,他把原本写的“父母”“爸爸”字眼修改成“大人”“爹”,“两个孩子”改为“俩孩子”,“风气太坏”改为“风气恁坏”,修改后的语句更贴合乡土文学气息,读起来更接地气,符合创作时的语境,令小说平易近人,通俗易懂。

　　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说,手稿作为原始件,能让研究它的人们,更接近作者的创作意图,从中发现“真实”文本的演化过程。从作者擦掉、替换和删除的地方,从旁注和增补中,从笔迹的微妙变化中,人们可以看到整个创造过程。

　　“广大的读者通过期刊或图书看到的当代文学作品,并不一定都是作家的意图,这些作品是作家和编辑们的共同产物。”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刘方认为,手稿体现了作家的创作初衷,也体现了手稿出版的精神、灵魂所在。

　　“手稿是时间的证物。字迹作为身体的延伸,清晰地标记着时间。不仅如此,一个重要作品的形成痕迹和个人气息也是明明白白地留在纸上的,这与电脑打印稿完全不同。”李敬泽说,一份手稿兼具作为文物的历史价值、作为文献的研究价值,以及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文明就是想象力”

　　站在巴金的《随想录》手稿前,田磊回想起他中学时代的“手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书出版得少,新书常常买不到。因此不仅作家成稿用手写,读者传阅也靠手写。

　　从合肥转学回老家上学的同桌带来一本巴金的《随想录》,田磊翻看起来觉得,“哪一页都好,哪一句都妙”,就拿家里的《名人名言》去换,换回来就拿钢笔抄。常常还没抄完就被其他同学借走了。

　　班里花三角钱班费买的《解放军文艺》以最快的速度传阅遍整个年级。“有的同学来不及看,就在放学后悄悄拿回家,第二天一早要提前到校,爬窗进来把书归还原位。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看了一夜,抄了一夜。”

　　外国文学也在这时进入中国,走进中国青年的视野。有的故事要靠口耳相传,听同学提过一嘴“好看”的《欧也妮·葛朗台》就再也不能忘了。

　　“外国人冬天有什么娱乐?堂兄从巴黎带来的那件金纽扣一直扣到脖子的新奇背心怎么穿?欧也妮会像冬妮娅一样穿着蓝白条海魂衫吗,还是穿像大扇子一样的长裙子?”这些田磊在生活中得不到的答案,在“封皮是米黄色网格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里面有。

　　每到周末,他和他的同学就一遍一遍搜罗能找到的每一家新华书店,看看有没有新书到了。可最多的答复永远是“还没到货”。

　　这在拥有33万余种图书出版规模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是每年一万四千种左右,拿2017年图书出版数据来看,仅是图书出版的品种就翻了二十多倍。

　　当今,文化生产和文化供给更加丰富,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选择权不断在扩大。在李敬泽看来,文学地位的这种变化恰好说明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长进和时代的发展,这不是坏事。

　　从手写时代进入数字时代以后,除少数坚持用笔在纸上创作的贾平凹等作家之外,书写历史随书写方式的改变,对作家和读者、对阅读和写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看来,从手写到打字的媒介之变,带来的是思维方式和内容创作的改变。“由于电脑写作免除了我们的誊抄之苦,由于光标点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插入或删除,完整的构思已显得多余,齐全的材料准备也似无必要。我们完全可以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再想到哪儿。砖不够了先上瓦,瓦不足了先按梁。只要那套复制、粘贴、查找、替换的技术熟练起来,这座房子最后怎么也能把它造得像模像样。大概我们不会想到,就在这样一种颠三倒四的‘修建’中,我们的思维开始变得零散而破碎了。”

　　Kindle里,手机阅读APP里,动辄几百万字一部的网络小说,每天还可被更新一万字——这也是在手写时代想都不敢想的速度,即使高产如金庸,平均每天写个千字也不得了了。背倚装满书本典籍的联排书柜,李敬泽点燃烟斗,“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电脑的出现,就不会有网络文学的产生。你再看我们长篇小说的出版量,一年的量要比曾经十几年的总量还多。书写变得太便利了,这时候我们还能不能保留一种敬重,一种敬畏?”

　　对于可以接触海量信息的阅读者来说,越来越多的人有时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富余的困境”——每天可打开百篇难辨真伪的文章,却难以周详、深入地把某一个问题搞清楚。当面对一本书的时候,许多人发现已经少有从第1页开始,一行一行边读边批注到第200页的耐心。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站在手稿前的人们,在回望手写时代的同时,似乎也意识到,重返一个年代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即便在文学不再是必需品的今天,不论是睡前把童话寓言读给孩子的母亲,还是逛街时顺便逛一逛“西西弗”“言几又”的年轻人,没有人拒绝文化与艺术的滋养,也没有人否认文学对于生命、对于人类文明的某种意义。

　　“我们为什么搞文学呢?它不是一种现实的谋生手段。人类的文明在于我们发明了那些无用的东西。”李敬泽停顿了一会儿,“我记得一本书上有这么一个比喻——如果在河边,发现一头狮子在那儿饮水,有个声音说,赶紧跑吧。那这可能是一只动物,也可能是一个人。如果有个声音说,有狮子,我们把它打死,吃它的肉吧。那么很难辨别这声音是人是兽。如果有声音说,啊,这个狮子真美。于是拿起了一块石头,把狮子的模样刻在了山洞墙上——这才是人类。文明就是想象力,文学就是这种想象力的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