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早高峰期间，北京市区内，一位共享单车地勤人员正在整理单车。他们既要随时协调调度车辆，也要及时对损坏车辆进行修理。记者 韩秉志摄

　　移动平台、数字平台的蓬勃发展，正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改变人们的生活，也给全职工作人员利用碎片化时间打“零工”、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机会。从近年来兴起的滴滴快车、外卖平台，到最近比较火热的无人机飞手、共享单车“潮汐工”……这个被业界称为“零工经济”的新现象实实在在带给普通劳动者更多就业的可能性。不过，这种自雇型、多雇主的新型劳动契约关系，也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带来了新课题

　　“打零工”：支撑就业增长的新力量

　　“零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对劳务市场就业市场是一种补充，也是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零工经济”大大增强了劳动者就业的灵活性，劳动者的就业观念也更加新颖

　　从2016年起，一到饭点时间，北京大小街道就成了外卖配送员的“主场”。人们已经习惯了身着红、黄、蓝等各色衣服的配送员，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场景。

　　“95后”的肖超飞就是众多“送餐小哥”的一员。而他也早已习惯了“用手机找工作，用手机工作”的方式。没有早会、不用打卡，肖超飞很享受这种“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歇着”的状态。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我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比上年增长1亿人左右，分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6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6%的劳动力人口。

　　广州九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兼职猫创始人王锐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灵活用工正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以兼职猫为例，作为一款专注于大学生兼职招聘的平台，截至2017年底，兼职猫注册会员接近1800万人，拥有78万家注册企业，平均每天更新岗位有10多万条信息。”王锐旭说。

　　其中，平台经济的表现尤为抢眼。根据滴滴媒体研究院联合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6智能出行大数据显示，2016年，滴滴平台为全社会创造1750.9万个灵活就业机会，其中238.4万来自去产能。

　　“我们看到，‘零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对劳务市场就业市场是非常不错的补充，这也是国际发展的趋势。由于兼职工作者主要是低收入群体，很难找到一份非常稳定而‘高大上’的岗位。‘零工经济’可以辅助这些群体找到工作，这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王锐旭说。

　　肖超飞告诉记者，每送一单，他可以提成7元到8元，一天满负荷工作，可以拿到300元到400元的收入。如果送单更多，提成比例还会相应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17)》显示，2016年，新经济带动其他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8.1%，而新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为6.4%。新经济已经成为支撑我国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新经济的出现，是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发展趋势。互联网信息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结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未来发展方向。

　　毫无疑问，“零工经济”大大增强了劳动者就业的灵活性，这既包括用工方式的灵活，也有就业时间上的灵活。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就业观念也更新颖。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出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更加青睐有互联网背景的就业岗位，比如自由撰稿人、网络主播、私人教练、翻译，等等。

　　“我们发现当下很多‘95后’甚至‘00后’，都乐于以一种相对自由的无约束状态去生活工作。而从企业方来说，随着国内企业人力资源发展，特别是在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体系发展形成了标准化的岗位，更多工作可以用临时性的灵活用工来代替传统用工。同时，企业拥有更多软件来管理员工，这就实现了更加灵活且高效的异地化管理，对于员工的目标考核更加明确。”王锐旭说。

　　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送餐员，已经成为北京一道风景线。图为1月3日下午，行驶途中的外卖送餐员。记者 韩秉志摄

　　难获社保福利：“打零工”者面临风险

　　“零工经济”去组织化的就业模式，打破了雇主与劳动者的传统用工关系，对目前已有的劳动、用工、就业、培训、社保等政策和体制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如今，在完成了诸如车辆、健身房等实物的共享之后，知识技能的有偿分享也成为新热点。尽管目前从事“零工经济”的人数跟全职工作人数相比还比较少，但这种能够确保工作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就业形式越来越普遍，其发展速度已经不容小觑。值得注意的是，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对目前的社保制度也带来了挑战。由于“零工经济”这种去组织化的就业模式打破了雇主与劳动者的传统用工关系，新就业形态也面临着就业安全性的风险。

　　“新经济重塑的生产交易关系，使得劳动者可以受雇于多个市场主体，甚至是自我雇佣。比如，过去就业需要有单位，现在新经济可能是一个人的就业，不存在雇主。这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作时间的碎片化。一方面，劳动者收入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各项劳动标准下却难获相应保障，尤其在交通安全、工作时间等方面影响比较大。”乔健说。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等一般都是以劳动合同为基础，对雇员和雇主都会有一定的要求，有的还需要按照劳动者收入水平进行缴费。但对非正规就业、新就业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更加松散，收入水平不易跟踪，不同地区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和实施也存在差异，而新经济下劳动者就业和工作普遍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如果在不同地区间更换或者从事工作，权益保障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

　　对于从业者来说，“零工经济”在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剥夺了一些雇员的职业安全感，由于很多人在“打零工”时签订的并不是正式劳动合同，不利于自身权利的保护。

　　肖超飞告诉记者，在工作时间方面，平台并不会提出太多要求。但自己想挣得多点，经常会超时工作。偶尔他也会抢午夜的一些急单，早上再回家补个觉。

　　“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全在车里，对体力是很大的考验。”一位滴滴司机对记者表示。

　　“表面看起来，平台对员工的从属性要求减弱了，但实际上平台在制定规则方面有更多话语权，对劳动者的控制力反而更大。”乔健认为。

　　从更宏观层面来说，“零工经济”属于一种技能经济。这意味着，有能力的人能够通过平台获得更多收入，而对于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未来就业或将更加困难。

　　在北京、河北等地打工多年的老王目前就职于北京某搬家平台，他的工作是搬运工。已经年过五旬的他干起这份力气活并不轻松，但选择这份工作也是无奈之举。从物流司机到快递员等职业，过去两年，老王体验了多份零工经历，也有过从共享经济中分一杯羹的打算，但快递员这份工作他很快就放弃了。“送餐的话就要抢单，全部都在APP上作业，但自己操作手机又不灵光。常常是人家送完好几单，自己一单也抢不上”。

　　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专家刘燕斌看来，新就业形态和创业带动就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有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对已有的劳动、用工、就业、培训、社保等政策和体制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乔健表示，近年来，部分地区的“互联网+”平台劳动关系纠纷与往年比也呈增加趋势。“很多有关劳动力的制度，如《劳动合同法》规定社保等的员工福利，并不能覆盖新型平台就业下的自由职业者。包括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频次、监管方式、绩效考核方法，一系列决定劳动者从属工作的指标，都需要新标准衡量。”乔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