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过戒尺、打过“龙鞭”，本来有很多逃离的机会，今年上高中的女孩吴耐(化名)说起在南昌豫章书院一年的日子，感觉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叹了一口气：“有逃跑的机会，可是能去哪里?”

　　据报道，经南昌市青山湖区多部门联合调查，网帖反映的南昌市豫章书院存在的罚站、打戒尺、打“龙鞭”等行为和相关制度属实。在舆论压力之下，豫章书院申请终止办学、注销办学资质。目前这一申请已被核准。

　　学生和家长难以逃离的豫章书院

　　遭遇过校园欺凌、不喜欢上课，甚至尝试过离家出走，在别人眼中，吴耐是一名典型的“差生”。自打她记事之后，父母一直忙于生意，没有太多的精力管她。

　　“父母在网上查询发现南昌豫章书院，我也同意去看看。”她一家从浙江远赴江西，到了书院，同学都很热情。可是签完合同，父母离开后，吴耐发现人们都冷淡下来，一切与之前看到的不一样。

　　上午上课，下午训练。有人顶撞老师或者没有按照规定时间集合，都会遭到集体体罚。围绕操场跑圈是常事。刚去两个月，吴耐作为新生经常受到欺负，绝望之时，砸碎练习茶艺的杯子，准备用陶瓷片割腕自杀，未遂。同学告诉了老师，她遭到惩罚。

　　“我因此被打了20‘龙鞭’。”吴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校期间，同学间相互监督，如果有人吃零食，报告老师者就可以减轻处罚，“同学关系就像《后宫》一样，没有人能信任”。

　　之后，吴耐还因为顶撞老师，被关了几天烦闷解脱室——“小黑屋”。具体天数，她也不知道，失去了时间概念，她最后只能选择服从学校。

　　吴耐也和父母哭诉过自己的遭遇，学校却跟她父母说，教育要有一定的时间才有效果。吴耐也曾保证自己“出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她称，学校老师却不同意，理由是学习成绩本来不好，初中的课程落下了，怎么能学好?

　　被问及为何不回到老家县城上学?吴耐不情愿，一方面怕再次遭到欺负，另一方面也怕别人知道自己从豫章书院回来，被贴上标签，害怕别人嘲笑。尽管有逃跑的机会，她坦言不知道该去哪里。从豫章书院回来之后，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常常做梦回到学校，直到最近媒体报道，她才敢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觉得这是一种解脱。

　　“我的父母(在教育上)没有主见，豫章书院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如今，她的父母也很后悔，但是吴耐还是选择原谅，“不能说他们不爱我，只是爱我的方式不对!”

　　据了解，与吴耐一样，豫章书院的大部分孩子都是被父母送来的。

　　学校和家庭“生病”却让孩子“吃药”

　　“学校和家庭‘生病’却让孩子‘吃药’，本质上是家长对孩子管教能力缺失。很多孩子在学校得不到正常的引导，病急乱投医。”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姚建龙关注到豫章书院的问题。

　　姚建龙认为，无论是专门学校还是普通学校，任何形式的未成年人教育机构都不能体罚和虐待学生。法律规定就是底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在姚建龙看来，很多国家对未成年人暴力实行零容忍原则。任何名义的暴力管教都是被禁止的。我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孩子不打不成器，对于管教孩子，现行法律对于家长还是留有一定的空间——法律禁止家长虐待孩子，但没有明确禁止体罚。

　　学校的老师是不是有惩戒权?在姚建龙看来，表面上是没有的，但是实际操作中老师不可能不管学生。豫章书院的案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老师惩戒权的边界在哪里?法律的界限比较模糊。

　　“我反对把有网瘾、心理问题、品德不佳和学业不良的学生纳入类似豫章书院这样披着专门学校外衣的机构进行干预和矫治，这些本来就是普通学校该管的。如果学生有严重不良行为，符合法定条件，才可以进专门学校。”姚建龙认为。

　　他指出：“家长应该承担起监护责任，不能把管教孩子的责任丢给类似豫章书院这种学校。这类所谓的学校、书院更不能为所欲为。”

　　姚建龙坚持，应该严禁成年人在“为他好”的名义下，去伤害孩子的身心健康。

　　所谓“差生”，为什么父母管教不了?姚建龙指出：“这是学校的管理能力和家长的教育能力有问题，是成年人的无能。不能因为学校和家长出了问题，用让孩子‘吃药’解决，这是基本常识。”

　　如何教育家长?他观察到，国内一些地方已经推行了强制亲职教育，也就是教父母怎么履行家长职责，做一名好家长。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宏艳看来，与其说孩子“生病”不如说“教育生病”，如今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只是关心孩子的分数。

　　所谓的“差生”是天生的吗?她做过“网瘾”孩子的研究发现，很多孩子先是现实的“失败者”，之后才有“网瘾”，而不是相反。

　　如今的学校与家庭的合作，看似实现无缝对接，实际还有很多问题。孙宏艳认为，家庭成了孩子的“二课堂”，家长也成了孩子的“二老师”。她做了相关调研，家长最关心孩子的问题，始终是学习成绩，健康排在第二位。这背后是教育观出现了问题。

　　传统文化教育就是体罚性教育吗?在孙宏艳看来，传统文化的因材施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就是发现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长处。如今的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在《儿童权利公约》之上，比如父母要对儿童成长负有首要责任、保护儿童免受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

　　建立“差生”转化教育体系刻不容缓

　　有识之士就指出，我们的教育改革，应将“差生”的转化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他建议，对“差生”的帮扶，不妨利用退休老师资源，建立学生发展中心，点对点地诊断、关爱和帮助这些孩子，避免标签化。同时借鉴香港地区的经验，驻校社工普及率已经达到了100%，经费由政府保证。目前，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学校也在试点住校社工的探索，未来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驻校社工在基层如何运营?滴水公益在贵州农村开展了驻校社工试点。项目主管黄春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们在现有教育体制下，探索社工帮扶有校园欺凌行为、自杀倾向和网瘾的孩子，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我们邀请了爱打架的学生，做我们的反校园欺凌海报宣传的模特。”滴水公益驻校社工吴焕琳介绍，虽然效果如何不好评测，但是至少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一旦遇到就应该报告给老师和社工，同时让这些“差生”去掉身上的标签。

　　除了家长老师，孩子遇到问题应该向谁求助?“可以拨打12355求助，共青团整合了社工和专家资源，可以帮助遇到困难的孩子。”姚建龙支招，“12355”青少年服务台是共青团设立的青少年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热线电话，由各级共青团组织建设和维护。

　　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表示，如果豫章书院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本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教育功能。民间若成立高水平专门教育的机构，就可以实现对公办教育的有益补充，解决大家头疼的“差生”转化问题，类似的豫章书院可以成为一些家庭弥补教育不足的地方，类似的悲剧或将避免。我国应出台详细的教育标准，规范民间力量进行办学，帮助所谓的“差生”，这不是一句空话。

　　这位专家继而指出，目前，我国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几年超4%，把有限的国家资金要花到刀刃上，解决“痛点”问题，“差生”转化工作应该得到重视。(记者 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