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1982年，当时农村基层公务员每月收入在30元左右，老罗订婚的礼金900元相当于当时农村公务员30个月(即两年半)的收入。2016年，英德市乡镇干部的工资收入大概为每月6000元，1至2万元彩礼相当于农村公务员3个月的工资。可以发现，如果以农村公务员工资作为参照，当地农村的彩礼水平下降了90%。

　　“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农村的彩礼是大幅度下降的。”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率领的课题组经过调查后认为，一方面，华南农村多是宗族性村庄，受到宗族抵制，外来男性娶本地女孩的力量大为减弱。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华南农村女孩很多外出打工，自由恋爱的越来越多，家境逐渐殷实的父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也乐观其成。

　　此外，长江流域如重庆市、武汉市等一些地区还存在结婚“零礼金”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索要彩礼，也不会自装腰包，而是返还给女孩，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贺雪峰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地方属于分散性的原子化村庄，男孩生育偏好少，父母因此可能对儿子女儿同等看待，同时自由恋爱的基础也比较好。因此，彩礼和嫁妆相当于双方父母的财产完成了代际转移。

　　这种势头在深圳、北京等城市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一些在这些城市工作、结婚的受访者告诉记者，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观念的普遍和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出于对女儿未来幸福的考虑，很多女方父母不再将男方的彩礼数额作为强制性要求，一些女方父母还会出钱和男方合力买房。

　　天价彩礼

　　男多女少、盲目攀比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各地彩礼数额差异大，但大部分地区的彩礼价位在不断走高，“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在不少地区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天价彩礼”的存在？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导致女孩‘物以稀为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声波技术兴起并开始用于生男生女的检测，让长期存在的男孩偏好有了技术基础，导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持续走高。与此相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分析，农村本来就是男多女少，随着城市化发展，女孩开始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更加剧了农村女孩的稀缺。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很多女性即便无法嫁进城市，也希望嫁给当地经济条件好的男性，女方家长则希望借彩礼改变自身经济状况，也助推了“天价彩礼”的出现。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利性、互相攀比的社会心态也是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认为，攀比之风既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物，又和很多人现在功利性过强、讲面子、讲排场、希望一夜暴富等浮躁的社会心态有关，同时让一些职业媒婆有了“两头通吃”、漫天要价的市场。

　　“很多人因为付给别人‘天价彩礼’，就想着通过收受‘天价彩礼’来补亏空，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蔡劲林分析道，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农民既是“天价彩礼”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施行者。

　　“当彩礼逐渐成为一种敛财手段，实质上与买卖婚姻相差无几，由此导致有情人难成眷属、因婚致贫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不断发生。”崔树义表示，越来越多的穷人娶不起媳妇，或者为了娶媳妇弄得“全家返贫”，光棍村不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价彩礼”已经成为一种应当及早加以消除的社会陋习。

　　移风易俗

　　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为应对越刮越烈的彩礼之风，2016年7月29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委印发的《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强调，“十三五”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将加强引导，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意见》同时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不断提高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趋向自然平衡等提出要求。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倡导移风易俗，推进乡风文明”电视电话会议，农村“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等现象被点名批评。

　　那么，如何通过移风易俗，铲除“天价彩礼”的土壤呢？“这需要综合施策，仅仅靠单纯的引导、宣传很难奏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天价彩礼”既有生育观念、价值取向、面子心理等主观原因，也有男女性别失衡、生活成本上升、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原因，问题的复杂性、顽固性要求各级政府要多从治本上下功夫。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是治本之策。”朱信凯表示，只有农村经济条件改善了，养儿防老的观念才能逐步消除，“生男生女都一样”才能成为共识，“天价彩礼”才会失去生存土壤。他建议，目前，政府应尽快加大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力度，完善农村养老政策，减少城市落户限制以及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等。

　　从更深的层面看，“天价彩礼”也暴露了农村社会治理的缺陷。吴国宝建议，可以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各种社区协会甚至传统组织，通过制定一些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等来遏制“天价彩礼”；同时引导广大农民改变观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自觉摒弃陋习，培育文明新风。

　　“移风易俗要内化于心才算成功。治理‘天价彩礼’，既需要政府引导，更需要社会合力。只要每个人都明白自己为此应该做什么，并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天价彩礼’的歪风就一定能消除。”吴国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