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考“五石散”，皆以为出自张仲景的《侯氏黑散方》(亦称“草方”)和《紫石寒食散方》(亦称“石方”)，并未考虑它同上述“五石”有什么关系。但后方所录石药只有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四种，孙思邈的《五石更生散方》才加入石硫黄，是个疑点。何晏服散，自称“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天朗”。所谓“治病”在于借药热去寒补虚，“神明开朗”则是精神效果。有人形容这种效果，说是“晓然若秋月而入碧潭，豁然若春韶而泮冰积”，当然是美化之辞。实际情况是，很多人服药之后大热，不但满世界乱转，称为“行散”，而且可以闹到隆冬裸袒食冰，必须大泼凉水的地步，比如裴秀就是这样叫凉水给泼死的。孙思邈说“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劝人见了这个方子就把它烧掉，但他为什么还要在书中留下类似的药方呢?王奎克先生疑之，认为孙氏“五石”无毒，不可能有这种奇效，考其毒性在于《侯氏黑散方》中的“石”是“石”之误(二者形近易混，古书多混用之例);石含砷，所谓服散乃慢性砷中毒;何晏之方是合仲景二方成五石，孙氏痛其杀人，把石换成石硫黄，始以无毒之方传世(见所著《“五石散”新考》，收入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可见何晏“五石”和炼丹“五石”确有交叉。

　　不仅如此，我们还想指出的是，古人以“五石”治伤寒虚劳之症，其实早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已提到。其说不仅可以上溯到西汉文帝时，而且从引文看(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还是本之扁鹊的医经(《汉志》有《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并不始于张仲景。传文说齐王侍医名遂，自以为病寒，而“炼五石服之”，淳于意访之，诊为内热外寒，以为不可服此“悍药”、“刚药”，否则发痈而死。遂既服五石，果发痈而死，情况正与魏晋隋唐服散每每“痈疽陷背”、“脊肉烂溃”者同。扁鹊“五石”今无考，但我们怀疑，古之“五石”不唯五色分(与五行说有关)，且以阴阳辨，往往据虚实寒热、表里之症，酌情加减其味。其方各异，往往取一“毒”与他石配，并不是“五毒俱全”。后世“五石”用石者，大概只是“五石”方的一种，略分紫白赤黄，仍有仿效之意。古代的砷制剂，除石之外，还有雄黄。石是古代的“耗子药”和“杀虫剂”，雄黄也有类似作用。古人认为雄黄可以治蛇伤，杀百毒，厌鬼魅。我国旧有于端午饮雄黄酒的习俗，《白蛇传》中法海叫许仙喝雄黄酒，使白娘子显形，即与此有关。雄黄石都是“五毒”中物。

　　中国的丹药、五石与国际上的“三大毒品”不同，还不仅是金石与草木的不同。余嘉锡已经指出，寒食散“服者多不过数剂，至一月或二十日而后解，未尝每日必服，是无所谓瘾也”。同样，丹药也没有“成瘾性”和“依赖性”。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嗜之者众，使用广而延续长，其实是根据我们对毒药的另一种追求。我们中国的药，后世本草是以草木之药为主，无毒之药为上，但原来不一定是这样，或至少在炼丹术中不一定是这样。中国的炼丹术是来源于中国的冶金术，中国的冶金术又是以它在石器时代的经验作背景。它以“五毒”为材，铅、汞、砷为核心，是想模仿冶金，“炼人身体”。上述毒品，丹药为汞制剂，流行于宫廷，最奢侈;五石散为砷制剂，流行于士林，是次一等;雄黄酒也是砷制剂，流行于民间，又次一等。另外，还有女人擦脸的铅粉，也有一定毒性。这些都是中国冶金术和炼丹术的伟大产物。它们和通常所说的“毒品”还不太一样。

　　人类为什么会嗜毒?而且是古今中外都嗜。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医学家讲，毒品能使人上瘾，产生药物依赖性，原因首先在于人脑本身就分泌一种叫内啡肽的类似之物。人一旦缺了它，马上就没精气神。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吸毒，但嗜烟、茶、酒者大有人在。烟、茶、酒(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贡献)，现在虽然还没有被联合国列入禁用药品的清单(酒在历史上和现在，一直都有人禁，但屡禁不止)，但它们和狭义的毒品还是有相似性。特别是，如果我们能注意到“文明人”和“上古天真之人”有一大区别，就在于我们都是在“药罐子”里泡大的。现在已到了离开“药”就没法活的地步，那么“毒品”给我们的启示就更大。

　　人类的四大烦恼，不但“生”、“老”、“死”没人躲得过，就是“病”也无法根除。人类自有“药”的发明，“药”与“病”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虽然在“药”不太灵的时候，行气、导引、房中、祝由(古代的精神疗法)会重新产生吸引力(如对外丹术衰落后的内丹术和处于绝望的癌症病人)，但它们始终不能摆脱附庸地位。我们对“药”的追求还是始终不渝。

　　在“药”的背后，“毒”的阴影仍笼罩着我们，“过把瘾就死”的事还很多很多。(文/李零)

　　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写于北京蓟门里，七月二十九日改定于美国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