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喙Aconitum carmichaeli

　　丹药、五石和乌喙不同。乌喙是“草木之药”，同上面讲的世界性毒品相似，主要是利用植物中的生物碱。而丹药、五石则属“金石之药”，即矿物或用矿物炼成的化学制剂。它们是我国更有特色的东西。

　　中国的丹药是以朱砂(主要成分是硫化汞)炼制的汞制剂，当然有毒;而炼丹的石材，最重要的是五石，也是有毒之物。两者同属炼丹术的大范畴，和中国的冶金史和化学史有密切关系。中国早期的人为什么会对这样的毒药感兴趣，乍看好像至愚极昧，迷信得很，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些都是“高科技”，不但得有专门人材(李少君一类方士)，还得有科研经费、科研设备(丹房鼎炉、本金本银和各种石药)，非大富大贵之人不能置办，也非大富大贵之人“不配吃”。治天文学史的伊世同先生说“迷信是古人对真理的狂热追求”。古人不仅迷信天文，也迷信药，那劲头就和五四以来我们崇拜“赛先生”一样。比如葛洪，读书最多，在当时那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就崇拜“金丹大药”。

　　关于中国炼丹术的起源，我在《中国方术考》中也有讨论，指出它是一种“人体冶金术”。中国的“金石之药”，原来多是冶金的材料，古人把它们从工厂搬到实验室再搬到人体，有它自己的一套逻辑。第一，这些东西结实耐用，什么长寿的家伙都比不过;第二，它们都是治外伤的药(小时候我们涂的红汞也是这类药)，活着可以“防腐”，死了也可以“防腐”。所以朱砂、水银一直是我们的防腐剂。古人服丹求寿就是来自这种观念。另外，古代的“神药”多与服毒之后飘飘然的感觉有关(古人叫做“通于神明”)，致幻作用它也少不了。中国的炼丹术在秦汉魏晋时期大红大紫，只是到唐代，吃死一大批皇帝，然后才有所收敛(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要讲毒 品，这是头号毒 品。

　　和炼丹有关，我们还应讲一下“五石”和与“五石”有关的“五石散”。炼丹的“五石”，古书有些不同说法，恐怕应以葛洪所述最可靠。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葛洪所说“五石”是丹砂、雄黄、白、曾青、慈石(《抱朴子·金丹》)，对照《周礼·天官·疡医》可知，实与治外伤的“五毒”大同小异(“五毒”除慈石皆有大毒)，不同之处只是把曾青换成了石胆(二者都是绿色铜矿)。这五种矿石，朱砂是赤色，雄黄是黄色，白是白色，曾青(或石胆)是青色，慈石是黑色，应当就是古书提到的“五色石”(如《淮南子·览冥》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之说，并且古代还常常用这类矿石作颜料)。

　　“五石散”也叫“寒石散”，从魏晋到隋唐，服者相寻，杀人如麻，也是很有名的毒品。清郝懿行《晋宋书故》、俞正燮《癸巳存稿》，近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余嘉锡《寒食散考》等均有考证，而以余文为最详。俞正燮曾以此药比鸦片，而余嘉锡“以为其杀人之烈，较鸦片尤为过之”，历考史传服散故事，自魏正始至唐天宝，推测这五百年间，死者达“数十百万”(以上两段的引文均见余文)。

　　古人服散是由正始名士何晏带头。晏“好色，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因为耽情声色、身体虚劳而服散，结果“魂不守宅，血不色华，精爽烟浮，容若枯槁”，活像大烟鬼。但何晏以后却有很多人起而仿效，成为一大时髦。不但士大夫阶层热衷于此，写诗要谈，写信要谈(比如“二王”的很多书帖就是讨论服散)，就连没钱买药的穷措大，也有卧于市门，宛转称热，引人围观，“诈作富贵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