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保本”，这也是引诱孟林的终极原因。这个来自呼和浩特的中年汉子前半生帮人开出租车，至今都没辆自己的车，5万元钱差不多是他家里一半的积蓄。

　　介绍他入伙的好兄弟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亏钱。半信半疑的孟林差点在第二天选择离开，第四天“特别挣扎”，到了第五日，他跃跃欲试——由浅入深的课程逐渐发挥了威力。

　　听了7天课，他问的每一个人都在强调，“只要交钱排队，哪怕不干活，别人也能把你推离发展层。‘多劳多得，不劳保本’。”

　　这彻底让他动了心。用“导师”的话说，过去的资本运作，发展的下线都是自己的，导致强的更强，弱的更弱，体系容易崩盘；而在这里，所有新成员都被随机地分配到老成员手下，哪怕什么都不做，也能分一杯羹。

　　这被称作“社会主义互帮互助”。

　　至于在发展下线上“能力特别强”的人，可以通过“抢点”直接升入领导层。

　　杨彪就被这一“公平”的设定击中了。

　　“劳动就能赚钱？那农民岂不是最富裕！我的朋友们，那些富人比你们优秀吗？你们甘心一辈子被他们利用吗？”“导师”是这么说的。

　　杨彪承认，尽管屋子里闷得喘不过气，这句话还是让自己的内心狠狠地颤了一下。

　　第二天，他向介绍人——自己的亲姐，借了5万元。

　　二

　　有时，打动一个人只需要一句话。

　　50多岁的欧阳乐浩被称为“长和公益基金会”的明星导师。习惯穿亮色立领衬衣的他当众展示了自己的简历，自称曾是某上市公司的董事，如今则出现在上百张面孔前，用口音浓重但高亢自信的腔调大喊：“兄弟姐妹们，今天我讲的话有一句能打动你们，就是我的福报。”

　　这位“资产千万”的大师最擅长的话题是亲情。每次讲课他都带着哭腔，把自己离家时妻儿的痛苦复述一遍。家乡老父老母的佝偻背影也是必提的。情到深处，欧阳老师把幻灯片的翻页笔一丢，双手抹起了眼角。

　　“要是父母……百年了，我们还没成功，那是……多大的不孝啊！”

　　高潮来自“长和创始人”王西平的故事。在哀伤的背景乐中，欧阳乐浩低下头，以一种诗朗诵的表演状态讲述：王西平的家庭在1987年遭遇剧变，他和父亲、兄长同时被查出了肺癌。为了照顾母亲和年幼的侄子，他才决定活下去，并且实现了命运的逆转。

　　故事讲完，现场沉默了。几个年轻点的姑娘努力忍住抽泣，年长的阿姨直接哭出了声。学员赵立记得自己当时就“泪崩了”。因为正是妻子患上了乳腺癌，他才被迫出来想办法。

　　而在接下来的一堂课中，自称法号“寂坤”的居士老太开导起了满屋子红着眼圈的听众，“一个人成功叫成功吗？不叫。只有去帮助更多珍爱的朋友，我们才能有福报。”

　　煽情不是“导师”唯一的风格，有人会结合“现实”，用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增强共鸣。

　　自称武汉一所重点大学教授的商鸿坤就表现得极为焦虑。他斩钉截铁地预测，倒闭的工厂、失业的工人将会越来越多，生活只会越来越难。

　　拍拍写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黑板，“商教授”表情愈发痛苦。“现在的医院多坏啊？久治不愈、药费白花，死都没尊严。打针、化疗、手术、太平间，一切都是计划好的。这样的日子，还怎么过？”

　　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投入49800元，成为有钱人。

　　成功就在眼前。有些老师已经开始帮学员们规划成功后的生活：拿到450万元，200万元买房，100万元买车，剩下100万元存银行，再拿出50万元，“帮助咱们国家”。

　　听到这，大家几乎都乐了，还有人忘了听课纪律而情不自禁鼓起了掌。老师在一片笑声中宣布“下课”，并表示，将来还要成立一个10亿元的西部开发基金，“毕竟利国利民的人才是精英”。

　　在这余韵悠长的课后，饿极了的听众一哄而散。有人从坐在小板凳上的人腿部直接跨过去，还有老头儿在门口挤掉了鞋，被后面的人推了一把，“你他妈挡我路了。”

　　三

　　礼仪在摩肩接踵的出租屋里微不足道。成为“利国利民的精英”，才是头等大事。

　　对于杨彪这种没有读过大学的人，燕郊给了他“求学”的机会。

　　因为，他们正在参加没有学费又减轻社会就业压力的“社会大学”。这里实行选课制度，每个人都可以去自己欣赏的“导师”处自由听课。而“导师”多是“成功前辈”。

　　商鸿坤打比方说，“发展层”成员是小学阶段，最高级就是博士后，“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

　　与吃不饱、睡通铺、自由被限制的传销窝点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北京七环”的这些被称为“家”的出租房里，房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最差也能保证两人一张大床。那是歌里唱的“24小时热水的家”，无线网络信号满格，冰箱里更是塞满了饮料和水果。

　　标配还包括厨艺不错的大妈和慈眉善目的大叔。

　　每天课后，大妈都会把拖鞋提前摆在门口，然后把六菜一汤端上餐桌。餐后，大叔会开一瓶啤酒，招呼大家去沙发坐坐。听说年轻后生和父亲关系不好，他会搂着前者的肩膀，认真地规劝，“知子莫若父，你和你爸的关系一定要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