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海瑞,字汝贤,琼山人。举乡试,署南平教谕,迁淳安知县,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

　　这是《明史·海瑞传》中被经常引用的一个故事。事母至孝而身为浙江淳安县正七品县令的海瑞在母亲生日时买两斤牛肉(海瑞是回族),被当作一次奢侈性消费传到顶头上司的耳中。

　　这件事足以说明海瑞的清廉,而从另一个角度更能说明他的穷。海瑞做县令时是嘉靖帝在位,已距离朱元璋开国两百年,可是官员的薪水标准依然是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定下来的,而且还不能足额发放。作为淳安县令的海瑞一年所能领到的薪水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这些钱物维持一个四五口人的小家庭没问题。但明代官员的家庭结构和社会责任与今天远不一样。首先官员得养一个大家庭,比如海瑞上有母亲,下有几个女儿,还有“老仆”,后来纳了两个妾——纳妾在当时官员中是正常现象,海瑞作为一个孝子,与妻子没有生育儿子,纳妾恐怕是母亲的意思。一般官员都需要场面上的应酬,家族的其他成员经常要他帮衬,还要私人掏钱养一个或几个师爷作为智囊。即便像海瑞那样最大限度地降低家庭生活开支和应酬花费,依然很难维持一家子的起码生活。

　　正因为海瑞这样的官员,清廉到不近人情,在明朝是不具备普遍性的“另类”,所以他便成为大明朝的道德高标,存在的意义也仅仅是“道德示范”作用,从皇帝到一般官员,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不可学也学不来。

　　针对官员的底薪,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感叹:“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可是明朝中叶以后的一般官员过得并不错,他们的钱从哪里来?自然是权力的变现,官员利用手中职权或公然贪墨、或攫取各种灰色收入。反正工资低,大家都这样,所差别的是胃口的大小和情节的恶劣程度。如果要想做一个彻底的清官,那么只能学海瑞,一家子过着清苦的日子。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海瑞生活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他有一份养廉银,那会怎样?我想,至少他能让全家人过着中等偏上的生活,他的老母和妻女不用跟着他那样受苦。

　　当然,这只是假设,明代没有养廉银,对官员除工资外有一些政策性倾斜。如县令可免除80亩的田赋,官员的妻子有诰命的话朝廷也会给一些补贴(自然低于官员工资),官做到一定级别有兼职,可以领兼俸即两份或三份工资,但这些措施没有普适性。像海瑞做县官时,家里如果没有田产那么免税政策对他形同虚设,妻子还够不上诰命,小县令也很难有兼职。

　　清代的养廉银制度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养廉银设立的初衷是,“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清稗类钞·礼制类》)。其大背景是朝廷“火耗归公”的改革。

　　清初文官的俸禄标准是依据万历《大明全典》制定的低薪制,知县每个月俸禄3两银子,如果仅仅靠俸禄过日子,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会面临海瑞那样的窘境。在雍正朝以前,清代地方官捞钱的重要手段是加收“火耗”。那时候各州县在民间收赋税和粮食,层层往上解送。碎银子凑在一起熔化铸成大块银子有损耗,粮食多次转运也有损耗。因此官府在征粮收税时会加收一定的比例以备损耗。地方官员往往加收的“火耗”大于实际损耗,余下的部分就中饱私囊。收实际损耗之余的“耗羡”几乎成了官员的贪心大比拼,有些地方加收的“火耗”竟然超过了正税许多,百姓苦不堪言,官场风气也因此败坏到极点。

　　雍正帝即位后推行“火耗归公”,各地仍然允许征收一定比例的“火耗”,结余部分全部缴给公家仓库,官员不许私自瓜分。而从这些结余中,拿出钱来给各级地方官发放“养廉银”。这措施类似现在的“收支两条线”。

　　养廉银其实就是一种合法的职务津贴,其数额根据级别和地区有差异,一般是官员正式俸禄的十倍乃至百倍。比如总督大约每年15000到20000两之间。知县的养廉银在富庶的江浙地区大约每年1000至1800两,在贵州则只有400至800两,而他们的薪水是全国一样的标准。所以新进士分发地方做知县,如果派往江苏、浙江等富庶之地,则欢天喜地庆幸得了肥差,反之派到贵州、甘肃等地则是苦差。但即便是到贵州当知县,一年也有几百两养廉银,维持富足的生活没有问题。

　　养廉银有相当的普适性,地方文官和武官都有。京官只有户部才有——掌管全国的财税部门如果没有养廉银那真不可想象。其他部门的官员靠双俸、外官的孝敬、本省捐官者印结费等名目增加收入,当然不如地方官有养廉银舒服,所以京官盼外放。

　　如果海瑞在淳安做知县时,像清代一样有养廉银,按照当地的标准他取最低档也有1000两左右,这是公家发放的合法收入,那么他一家的生活状况会大为改善,而不必有道德上的内疚感。清代的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养廉银20000两左右,当时他的妻子、儿媳照样纺纱织布,他自己生活很朴素。这是他对个人和家庭一种道德上的高要求,养廉银他可以用来资助贫困亲友、捐助地方公益,而对家庭来说,至少能保证儿女无衣食之虞且接受良好的教育。毛泽东早年就读的湘乡东山学校,是由当地湘军名将、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倡议修建的,刘锦棠为此捐养廉银2000两。

　　如果没有养廉银制度,做一个清官或者不那么贪的官员,家庭、社会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养廉银至少可以让清官、好官不像明代海瑞那样吃亏。当然,由于清朝和明朝一样,官员只向朝廷负责,民众没有监督、制约官员权力的有效手段。有些官员拿了养廉银依然贪腐。养廉银不能杜绝官员贪腐,但没有养廉银的低薪制一定会助长官员的贪腐之风。

　　有了养廉银,像海瑞这类有道德自律的官员可以安心地做个清官,而朝廷反腐败也有了道义上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