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领导小组有清理有增设

　　一些地方领导小组设置随意，有的推广足疗

　　地方上也会成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有的为对应中央相关的领导小组，有的则是地方根据需要自行成立的。

　　成立“只要发个通知”

　　研究者发现，地方政府对领导小组的设置，所掌握的灵活性更大，一般只要发个“通知”就可成立，因此数量也更为庞杂。

　　2012年，湖南省石门县所街乡一次性成立38个工作领导小组。

　　2007年，浙江省要求清理规范议事协调机构，杭州市萧山区编办的吴焕根在政府内网上搜索发现，区委、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多达235个。

　　这些领导小组五花八门。

　　陕西省某市曾于2006年成立“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并且各县区、乡镇街道，也纷纷成立。这些小组在成立之初即受到争议，如今已销声匿迹。

　　某地有环保工作领导小组。河道需要整治时，又成立某区域或某河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有了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又建立了“网上信访”工作领导小组。

　　“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对自身到底设了多少个领导小组都说不清楚。”周望介绍，实际上，地方上的许多领导小组都是“纸上机构”。从发文件成立，到发文件撤销，期间可能从未正式运行过。

　　“越界干预日常机构”

　　领导小组一般都要由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他们常常身兼数职。

　　所街乡的38个领导小组，组长分别由党委书记和乡长担任，人均19个组长头衔。还有比他们“更累的”。网友发现，2009年，浙江省岱山县一位县委副书记被安排担任近40个领导小组的组长。

　　周望告诉记者，许多通过日常工作会议就可以研究解决的问题，也要经领导小组的会议研究，兼职过多，开会过多占用了他们处理日常工作的时间。

　　因命名时要体现小组的职能，有时候它们的名字会很长。湖北的一个领导小组名称长达42个字，该省某县一个关于景区环境治理的领导小组的名称更长，有63个字。有网友评价：章都刻不下。

　　在研究者看来，这些还不是地方政府领导小组“泛滥”导致的主要问题。

　　周望告诉记者，因为这些小组负责人一般都是地方党政负责人，小组权力大，运作随意，经常越界干预日常机构的行政事务。

　　据报道，上述“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曾下发红头文件剥夺公安机关执法权，严禁其进入足疗店检查。还要求执法行动必须由市总工会牵头，而工会是不具有执法权的群众团体。

　　2009年，湖北某县卷烟市场整顿工作领导小组曾下发文件，要求全县所有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烟一律实行政府集中采购，还规定了用烟考核任务。在上级和舆论的影响下，县政府发文撤销了这份文件，理由是领导小组是临时性行政机构，不得以本机构名义制定规范性文件。

　　周望还表示，领导小组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一旦出现行政违法，也不能以领导小组做被告来提起诉讼。

　　砍得多剩得多

　　对于一些乱象，近年来，地方各级政府也有相应动作。

　　但小组还是有很多。

　　广西南宁2009年对此前14年政府发文成立的领导小组进行清理，清理之后，还有240个。同年，海南省撤销议事协调机构72个，保留112个。2008年，杭州市萧山区撤销临时机构81个，经过调整，还有134个。

　　一边是清理，一边又在增设。

　　10年前，广西大化县一次性撤销100多个领导小组，只保留4个。但是近年来，一些新的领导小组设立起来，涉及学校布局调整后闲置校园校舍的处置、农村小额人身保险推广等工作。

　　研究者们认为，这与长期盛行的“运动式治理”模式有关，遇事习惯于设立“领导小组”，这是一种“官场文化”和“行政陋习”。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郎友兴分析说，这个流程通常是，事件出现→上级重视→成立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召开动员大会→制定实施方案。

　　“这种模式没有带来相应的人员增加，因为领导小组成员是兼职的。”周望说，但这不符合公众对政府机构的审美，并且这种治理方式会产生大量不必要的精力消耗，不利于政府的日常运行。

　　地方也有相应动作。天津等地规定，尽量减少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凡工作可由现有机构承担或者协调解决的，不再另设协调机构。

　　学界和实务界则希望，领导小组情况能在政府网站上公开。现在，这些情况很难在政府网站上查询到。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实习生 许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