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作品
 

　　1954年，中国美术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发起了关于中国画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的背景是，自"五·四"以来，对中国画存在着保守主义和虚无主义两种思想。保守主义一味临古，食古不化，严重脱离生活;虚无主义认为中国画只适合表现封建士大夫情调，方法也毫不科学，如果不用西画加以改造，则只有死路一条。

　　对这两种思想，张仃认为都无益于中国画的继承与发展。张仃一方面热情鼓励受到保守主义攻击的老画家推陈出新，鼓励他们从长期临古的套子中跳出来，到生活中去获取新的感受，处理新的题材，发展传统技法;一方面特别告诫人们警惕虚无主义的危害。

　　但是，中国画的确必须发展。张仃认为，首先，作为文化遗产，中国画的古代作品和古代理论，是到了进行学术总结的时候了，否则，维护者和攻击者都不知道在维护和攻击什么。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画家要到生活中去，积累素材，把写生作为创作的必要手段，学习在生活和自然中直接描写所表现的对象。另一方面，认真学习遗产，以临摹方法，加深对古典作品的认识并掌握笔墨技法的规律。对中国画家提出的这种"双管齐下"的要求，也正是后来长安画派的口号："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另外，作为技法，张仃特别强调，水墨之外，要发展重色画法，恢复并发展唐宋传统，为今后中国画创作带来更加绚丽的色彩。

张仃作品
 

　　就在中国画大辩论的这一年，张仃调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并担任中国画系书记--这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时代，是一个至关重要举足轻重的职务。也就在这一年，为了实现自己关于中国画的主张，他和李可染、罗铭赴江南写生。

　　在杭州写生期间，张、李住处距黄宾虹先生家很近。黄宾虹晚年一直住在岳庙不远处的栖霞岭，虽年近九十，却耳聪目明，反应极快，艺术上无所不知。李、张逮空就过黄宾虹家请教。黄先生数次谈到清三高僧，他并不十分同意时人对石涛的赞誉。黄宾虹以为石涛过于聪明恣纵，而对髡残的浑厚苍茫更为赞赏，尤对弘仁的清简淡远深为敬佩。黄宾虹时常提到"千裂秋风润含春雨"的程邃。程邃是反清复明义士，江东布衣，制印篆文古朴，刀法遒劲，以金石笔法独步画坛，黄宾虹时时拟其焦墨，形成自己面貌。在杭州聆听到的黄宾虹教诲，对张仃的影响，在他的江南水墨写生中并没有反映出来。黄宾虹的这粒种子，在张仃的心田里种得很深，一直要过二十年后，也就是1974年，才开始绽芽抽叶--这是后语。

　　这次从杭州、富春江到苏州的江南写生，历时三个月。回到北京后，在北京北海天王殿举办了"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每人出30幅水墨写生作品。展出效果轰动一时，给当时处于困境的中国画创作带来了生机。他们以自己的实绩，既反对了保守主义，又反对了虚无主义。当时动身去江南前，叶浅予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说，中国画山水写生，吴石仙、岭南派都搞过，那不成。看了三人的展出，叶浅予服了。吴冠中后来回忆这次展出时高度评价说："他们三人最先尝试直接用毛笔宣纸到生活中去面对真山真水进行写生，画出了第一批生动、活泼、清新、亲切的新山水画。这个小小的画展起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是解放后山水画创作的前驱，是山水画发展史中的里程碑"在此之前，张仃是以漫画家和装饰艺术家著称于美术界的。在此之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张仃又从事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工艺美术，奠定了中国当代装饰绘画和壁画的基础。

张仃作品
 

张仃作品
 

　　其实简单回顾一下张仃的一生，人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漫画也好，壁画也好，工艺美术设计也好，在张仃的艺术生涯中，都只是阶段性地从事过。惟有山水画，才真正贯穿他的一生，或有间断，但从未放弃过。

　　张仃小时候临过《芥子国画谱》。后来父亲又曾延请北京一位江湖画家至家教他画过山水。1932年考入北平美专时学的也是国画。后来他画漫画、画装饰画、画年画，虽然以人物为主，但仍然以中国画的笔墨来画。

　　1957年以后，张仃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由于工作和教学的需要，他不能把主要精力用于山水画写生和创作了。即使这样，张仃也一直未曾完全中止山水画创作。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他还是尽可能地在北京周围写生创作，虽然所作不多，但显然已更多地注意笔墨问题。尤其有几张画故宫古木雪景的作品，用笔用墨都很老辣。

　　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扫地出门，下放到河北获鹿县的军队农场劳动。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张仃再也不想画人物、画装饰了。画人物很危险，动辄有污蔑工农兵的大帽子压下来;画装饰则有"搞形式主义"的罪名。于是只能画山水。在军队农场的后期，当张仃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时，他又拿起毛笔和宣纸画开了写生山水。

张仃作品
 

　　1974年，张仃从农场出来，先是在常州小住了一段，然后回到北京。北京已经没有家，虽不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境况已沦落到很惨的地步。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工作，是所谓的"黑人"。儿子因为"反革命"罪被判死刑正押在大牢里，女儿下放云南摔断了腿急欲回北京治疗。几年的折磨摧残，张仃身心俱损，也需找一处安身的地方将息度日。

　　他托学生在香山樱桃沟租下了几间荒弃的农舍。这个时候，一场从未有过的心理危机袭击了他，他开始深深地厌倦生活，厌恶颜色和人。他把家里的床单和被套也翻过来，换成素色。这时候，只有一样东西能入他的眼，也只有看着这样东西时，他的灵魂才得到安宁。这样东西就是1954年他从荣宝斋购藏的《黄宾虹焦墨写生册》，因为只有巴掌大，揣在怀中躲过了造反派的抄家，这几年一直带在身边。写生册中那些率意而成的焦墨山水，特别对此时张仃的心思。

　　就是这本小小的册页，结下中国绘画史上一段"焦墨缘"。它把程邃、黄宾虹、张仃牵系到一起，使焦墨这一画种得以气脉不绝。

　　张仃在黄宾虹这本焦墨册页的召唤下，重新皈依自然，从色彩回归黑白。他从村里的小学生那儿借得一管秃笔，一方破砚，买来几张小学生临帖的元书纸，从此知白守黑，见素抱朴，复归于"玄北"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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