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佑生推开了刘晓松的办公室，1000万，这是他希望从老板手里要到的映客项目孵化资金。

　　刘晓松，时任多米音乐董事长，另一个身份是腾讯公司早期投资者。他给了奉佑生500万。其中的200万，后来被奉佑生用去购买了美颜技术——这项大手笔支出，被认为是映客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

　　奉佑生做出的另一个大胆决定是主播日结，当时，虎牙、千帆等直播平台通用的方式都是月结。显然，新举措对主播很有诱惑。他向首席人物观坦承了灵感来源：东莞街头电线杆上的“高薪日结”小广告。

　　映客进入了快车道。

　　2015年10月，映客上线5个月，注册用户达到100万，奉佑生安排了工作晚餐加菜，但这样的“仪式感”此后就很少了——指数级增长的数据让他有些麻木，在内心深处他也认为，这是水到渠成之事。

　　投资人的钱涌进来了，朱啸虎和周亚辉都选择了奉佑生。

　　奉佑生(左二)与朱啸虎(右二)合影
 

　　不过，危机往往就潜伏在繁花似锦中。

　　2016年1月20日，凌晨2点，奉佑生习惯在睡前打开苹果手机刷自家产品，这次看到的通知却是：被下架。他似乎听到了达摩克利斯之剑坠落的声音。

　　他花了2个小时作应急处理：通知工程师、把消息发在高管群里、安排联系苹果客服等等。然后，他就睡下了——这位佛系创业者做多米时就经历过被下架，在他看来，这次应该也不严重。

　　但后来的现实却是：这场下架风波持续了45天才正式落幕。

　　那是艰难的45天。巨额广告合同已经签完，该交的预付款也交了，如果一直不上架，钱就会打水漂。奉佑生四处找人，也得到无数个答复：“没可能”。还有人质问他：看起来那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你就搞不定?

　　好在，问题最后得以解决了。重新上架的映客以饿虎出山之势很快冲到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榜第一名，DAU 突破500万。

　　周亚辉对此感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不重要”。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奉佑生把这个词重复了8遍。

　　外人看来油煎火燎的日子，这位当事人提及时总是一脸云淡风轻。他总在强调“过程不重要”、“平静”，聊起2016年的下架风波时、回忆2017年与宣亚重组上市未果时、谈及一度下滑的数据时，皆是如此。

　　相比这些显而易见的槛，他更常规的烦恼在于管理。

　　映客长得太快了。以团队成员数量来看，从20人扩充到80人的时间跨度是1年，从80人到200人就缩短至2个多月，此后的500人、800人，都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的快速增长。

　　相应的，映客办公室从四惠小别墅、望京SOHO，一路搬到如今的绿地中心A座C区。

　　奉佑生的办公室设在这栋10层大楼的顶层，两面纯玻璃外墙让房间常年光线充足。但他时常感觉到孤独，真正理解他的人越来越少，这种感觉正在随着映客的向上生长而变得愈发强烈——一个直观感受就是：他的很多想法在层层执行之中总会走了样。

　　他问过程维，后者在他看来具备极强的自我进化能力，对方回答“HR和团队管理能力提升很重要”。

　　此外，他看书、上管理学课程，找那些“有经验的聪明人”聊，但他很快发现，一切方法论最终还得自己去实践。他采纳过一个建议，参照腾讯的组织架构逻辑，把公司的800号人分成若干个小部门，减少层级，收效还不错。

　　这依然不是奉佑生的理想状态。

　　他最向往“没人向我汇报”的自由状态，但很显然，这在短期内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他只能在孤独中继续前行。

　　少年时他曾幻想，如果自己生活在香港警匪片里，大概率会成为自由自在的街头小混混，为朋友道义两肋插刀，恣意江湖。但现实中，从他通往世俗成功的那一刻起，自由就成了稀缺之物，儿时在田间抓泥鳅的那种简单快乐，也随之远去。

　　他坦然接受了现实——这位佛系创业者显然不只是善于把产品想通透。他决意成为“孤独的快乐者”。

　　不过，他的孤独少有人能解，快乐亦是如此。

　　事实上，工作时的奉佑生很像他父亲：要求严格、很难表扬人、让人琢磨不透。唯独对两个女儿，他会纵容甚至提醒她们多撒娇，目前看来，只有年幼的小女儿照办了。

　　奉佑生偶尔会想起2016年的那个春节，大年初二，也是他的37岁生日。因为要赶回北京继续处理下架风波，他一大早去了永州火车站。

　　南方冬天的潮湿空气里，站台上空空荡荡，黑黝黝的铁轨冷峻伸向远方，奉佑生顺着看过去，不知道尽头在何方。

　　熟悉的孤独感又一次包围了他。

　　但列车进站车门打开之时，奉佑生已经回归现实。他顿了顿神，踏进车厢，义无反顾，正如此前的每一次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