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83周年纪念日。事变发生在1936年 “双十二”的凌晨4点…

　　事变后西安这颗炸雷，很快波及到全国！南京政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是军事进剿、还是政治安抚措手不及…… 各政治派别、各社会团体，纷纷通电声援、谴责、呼吁乱成一片!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新闻界《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连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的共同宣言》，晓以内忧外患“新内战”之厉害，一致要求维护统一，和平解决事变。

　　事变后的12月14日，随着电波，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时报》、《民声论坛报》;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泰晤士报》;法国巴黎《救国时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及共产国际《新闻通讯》等相继报道。不同国度、不同视角的报道，观点却惊人地相似!就连已经侵占我国东北、华北大片领土，已经是民国政府敌国的日本在华最大媒体《盛京时报》也表达了对民国政府的“支持”，传声日本政府对讨伐张、杨军事提供援助，声称张学良将军是“叛徒!”。

　　这场捅破天、改写中国历史的事件，震惊过全世界!当时和现在的各种政治观点，学术观点，各种主张，各种假如不多赘述，我们主要来探究一直以来扑朔迷离的“捉蒋”现场，以讹传讹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打的?

　　“西安事变”是人为的壮举，那就让我们一起从人的要素来理清脉络，事变的经过就变得清晰!

　　事变的 “总策划”发动者是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统帅杨虎城，这没有任何争议!至于张、杨二人谁是“主谋”都不影响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这个主体。但到执行层面，就大有“学问”了!这也是“扑朔迷离”的源起。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史料”、“回忆录”众说纷纭，直到现在，仍有些资料甚至一些教材中在讲到华清池“捉蒋”时，也引用了不实的“史料”。

　　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就是听了张学良卫队营二营长孙铭九的一面之词。孙铭九接受采访时一直未曾提及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也不说自己是“卫队第二营营长”，而只说是“卫队营长”，有意回避“卫队第一营”。

　　当时的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詹姆斯·门罗·贝特兰，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委托到西安采访“西安事变”的情况，贝特兰对孙铭九的话信以为真，也没有找别人核实，就按照孙铭九介绍的情况，给斯诺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故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外界不知“捉蒋”的真相。

　　解放后，孙铭九仍然用这样的故事，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关于他自己“捉蒋”过程的文章，在众多史书的描写中，成为率兵打进华清池头道门并活捉蒋介石的“英雄”。但这一说法长期以来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争议的最大焦点是：华清池打响“捉蒋”第一枪的人，到底是谁?

　　让我们通过“兵谏”指挥系统图示先认识一下参加西安事变的主要的历史人物：

　
（示意图）
 

　　1979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管制，刚刚获得人身自由的王玉瓒在报纸上看到孙铭九撰写的关于“捉蒋”的文章，他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澄清真相，便给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写了一封长达6千字的信，因为西安事变时，叶剑英曾陪同周恩来在西安张公馆与张学良以及下辖军官会谈过，王玉瓒也在列。

　　叶剑英很快把信批转并责成辽宁省委“速办”。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批示“请抚顺市委调处”，并派秘书专程赴抚顺催办。

　　1979年底，根据王玉瓒曾参加过西安事变、淞沪会抗战和云南起义的事实，对其做出了“爱国、正义、有功”的结论。两个月后，王被增补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后选为常委。

　　1981年，应全国政协之邀，王玉瓒参加了“纪念西安事变45周年”活动。此间，应邀出席了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事变史编辑组专门召开的“关于华清池捉蒋和二·二事件辩论核实会”。参加事件辩论核实会的有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二营营长孙铭九，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随从副官朱宗愈，一〇五师一旅一团团长张邦治、骑兵第七团团长陈大年，还有张学良二弟张学铭、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及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专家等。

　　孙铭九第一个发言回忆说：“我们趁黑夜冲进二道门，直捣五间厅”。又说：“同蒋的卫队杀成一团时，还不知道蒋住的五间厅的具体方位”。

　　孙铭九编造了“直捣五间厅”的谎言，但也道出了“不知道蒋住的五间厅具体方位”的实情。事实上，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一〇六师师长白凤翔、一〇六师十八团团长刘桂五来到五间厅见了蒋，以到热河打游击向委座辞行为名，实施近一步确认蒋的相貌、驻地地形和警卫分布情况。

　　如此周密的战前侦查部署，怎么会让一个懵头懵脑的人带队打头阵呢?事实上，不但孙铭九不知道蒋住五间厅的具体方位，王玉瓒他也不会知道!蒋是民国政府一号人物，警备森严，王玉瓒只是带领张学良的卫队一营守卫大门和头道门，二道门以内是由蒋的随行卫队守卫。地方卫队怎么可以随便跨入中央警戒线并了解内部的警戒部署呢?因此，王玉瓒也不具备攻打头阵的资格。

　　在场的人很快否定了孙铭九的说法，孙铭九的班长先开枪打倒了蒋的一名哨兵成了子虚乌有!王玉瓒说：华清池头道门是我卫队的第一营王世民连马体玉排守卫的，在头道门打死卫兵?“绝不会自己人打自己人”。

　　王玉瓒还向原东北军一〇五师一旅一团团长张治邦发问：“双十二”之前，临潼县城和华清池附近没有一〇五师部队，是“双十二”佛晓一〇五师一旅一团才进入华清池外围地带对吗?在场的张治邦予以确认并说：是你们撤走了，我们进入的五间厅，被打死的警卫和秘书共17人，是我们处理的。

　　王玉瓒接着说是自己带着卫一营打进的二道门，是他先开了三枪打倒了蒋的卫兵;卫二营冲进来时，二道门已经打通了。

　　但是，问题出来了，是谁下令攻击的二道门，是谁下令开的枪?孙久铭、王玉瓒都没有说清楚!

　　孙铭九编造的现场第一枪，被王玉瓒揭破了!那么王玉瓒讲的“捉蒋”经过如果也有水分，谁来印证?

　　主持辩论核实会的是时任全国政协文史办副主任、西安事变编辑组组长张魁堂，他在“临潼扣蒋的兵力部署和主要指挥官”(《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9月)一文中写道：“如果临潼华清池扣蒋的部署真像孙铭九说得那样简单，带上几十人一冲了事，既不顾友邻部队，也不怕蒋突围逃跑，那将置张学良于何地?这样一件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就简单地交给孙铭九一人带几十人去办，不是视同儿戏?哪里还像一位久经疆场的30万大军的统帅?经过编辑组反复查证核实，临潼扣蒋的主要情况和参与人员清楚了，历史事实俱在，谁也不能改变。”

　　张魁堂副主任的定论，道出了兵谏行动绝非几十个人现场一冲那么简单的实情，但却忽略了横向包括华清池大门、头道门在内的十几公里纵深对内、对外防范的三道防线;道出了“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非同儿戏，但却忽略了纵向一个完备的上到张副司令，下至参战士兵的指挥系统!

　　作为还原历史事件的辩论核实会，无论参会人员还是会议内容，都存在着断层漏洞!从孙铭九、王玉瓒的各种描述看，不像是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更像是卫队哗变，是孙铭九和王玉瓒自发的“捉蒋”行动。

　　事变兵谏现场是在华清池，做为兵谏现场总指挥的白凤翔、做为兵谏行动总指挥的刘多荃，无论谁先到谁后到，哪个都不会掉以轻心在家睡大觉遥控指挥，哪个都不想被张副司令砍头!

　　事实上，现场总指挥白凤翔、行动总指挥刘多荃都在现场!

　　这捅破天的行动，做为以执行防守任务的卫队一营和起协同作用的卫队二营，怎敢自做主张下令攻击、下令开枪呢?

　　孙铭九、王玉瓒给历史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历史给他两个人也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

　　张学良被扣南京后，孙铭九参与制造枪杀王以哲惨案，在东北军站不住脚，投靠了汪伪政府;王玉瓒被民国政府改编，参加了华北抗战和淞沪抗战。全国解放后孙铭九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为参事;王玉瓒在辽宁却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13年，“戴帽”管制30年。

　　三军夺帅并保证“委座”绝对安全!西安事变兵谏现场有主角，但不幸的是白凤翔将军和刘桂五将军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45年后的辩论核实会现场昔日配角便成为今日 “主角”!

　　令人遗憾的“华清池捉蒋和二二事件辩论核实会”是 1981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做为西安事变兵谏行动总指挥的刘多荃是1985年在北京病逝。刘多荃曾任政务院参事、辽宁省交通厅长，对于西安事变，刘多荃无疑是知上意通下情的活资料库，而且有政协委员身份，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样的会议，不得而知。

　　“捉蒋”任务完成后，白凤翔将军因功擢升骑兵军军长，获东北军“十字勋章”最高荣誉;刘桂五由十八团团长接过白凤翔指挥的一〇六师，晋升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