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周令钊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张晨霖摄

　　▲1949年,周令钊与夫人陈若菊合作的《开国大典天安门毛主席画像》。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强晓玲、魏梦佳

　　“在我的而立之年,我们为之奋斗十余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从参与成立建设,到见证祖国成长强大,风风雨雨70年。如今,我已经100周岁了,唯愿我们的祖国明天更美好,我们的人民文明、健康、幸福。”

　　说此话时,周令钊与朋友们的小型画展五一期间正在北京展出。是庆生,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更是一名百岁老人献给祖国70周年华诞的生日贺礼。

　　周令钊是谁?

　　当代著名艺术家韩美林曾为他深情一跪,著名画家黄永玉对他更是佩服有加。

　　“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从不张扬。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黄永玉说。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戴八角帽的主席画像,国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甚至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满天星”穹顶……这些,都是他亲自绘画、设计或参与的作品。

　　而这,也只是他从艺80多年众多作品中的“冰山一角”。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油画《韶山》,记录反映新中国不同时代气息的各种招贴画、邮票、徽章,以及一些现在还随处可见的已深入普通百姓生活的各种标识……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这样评价,“他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使国家意志视觉化,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风貌。”

　　他,是资深的革命者。从1937年投身湖南抗敌画会,到1938年进入国共二次合作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再到1942年加入抗敌演剧队,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跟随田汉等一大批艺术名家并肩战斗,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及缅甸等战地。他还把十多个弟弟妹妹带上抗日战场,送进孩子剧团等宣传抗日。

　　他,是新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重要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版画系、壁画系教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一生经典作品无数,但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作画的人。“绘画,是我一生的爱好与追求,我愿意把最美的画作留在公众的视野里。”

　　如今,期颐之年,忆百年过往,仍然最怕听到别人称他“艺术家”,“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作品而骄傲,我只是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工作。有机会为国家做设计,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大家都说好,我就会更开心。”

　　他,是被誉为新中国“国家形象设计师”,见证了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的百岁老人周令钊。

“画了多少,别人不说我们不知道”

　　北京五环外一个普通又僻静的住宅小区里,周令钊的家就坐落其中。

　　餐桌边微笑、打招呼的周老面色红润,慈祥安静。缓缓挪步,上下台阶,周老在一张中式木椅上坐下,“我身体没有问题,就是记性不太好了,过去的事情记不得了。”

　　打开《周令钊作品集》,看着一页页熟悉的徽章设计、绘画作品,随着记者的感叹,一旁的周老默默地微笑。

　　“业内很多人都不知道父亲为国家到底做了多少事情,包括我自己。”这些年,周容为父亲周令钊的画册、展览、资料整理做了许多幕后工作,惊奇惊喜中,让周容一次次重新认知父亲。

　　一次,当听说韩美林在清华美院给学生做讲座谈到“满天星”创意时,周容这才知道,人民大会堂穹顶灯光“满天星”的设计构思竟也是出自父亲。

　　韩美林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这段历史。

　　那是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正处在紧张建设当中。当时正在民族文化宫建设工地参与美术设计工作的周令钊接到通知,让迅速到中南海参加重要会议。受制于当时交通条件,参会人员迟迟没有到齐。等待中,按时抵达的周令钊便主动向周总理询问,得知原来是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穹顶吊灯设计安装遇到了难题。

　　之前在政协礼堂施工中,吊灯因承重问题坠落,造成几十个座椅损坏。而号称“万人大礼堂”的人民大会堂主会场,高度和纵深都比政协礼堂大得多,“按照比例,建筑承重怎么解决?”周总理说。

　　周令钊有个习惯,随时随地笔不离手画速写。听了总理介绍,他说,“这个容易,满天星,满天星嘛……”随手用铅笔在稿纸上画出了众星环绕“五角星”的“满天星”设计草图。周总理接过草图,连说,“好!就是它了!告诉大家别来了,散会!”

　　“这正是今天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穹顶‘满天星’的雏形。”听着女儿周容的转述,一直表示自己记性不好的周老笑了,摊开双手又合上,仿佛把一张草图揣进兜里,绘声绘色道,“总理说是‘诸葛亮会’,他看了草图说,‘好了,就这样吧’。”随后,周老又不忘补充道,“只是一个创意、一个草图,后来都是大家深入设计制作的嘛。”

　　韩美林在文章中写道,“按照周先生的方法,不但突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理念,而且在建筑结构上易于实现,美观简洁、突出主题,令人拍案叫绝。随后创意交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奚小彭老师完成。我目睹了方案的诞生,对周先生的才华钦佩不已。”

　　周容说,父亲到底设计创作过多少艺术作品,他自己没有概念,也从来没有统计过,“以至于只有再见才能想起”。

　　“喏,那个标识是我设计的。”一次在长沙街头,周令钊指着临街商铺上大大的“中茶”标识告诉女儿。

　　“我当时一惊。”作为清华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的教授,周容曾多次拿着这个标识作为经典案例讲给学生,但她却不知道这构思巧妙的著名标识竟出自父亲之手。

　　这种惊奇,在周容那时有发生,更别提其他业内人士。

　　“一直以为我对周先生有80%—90%的了解,但现在看来连10%都没有。”之前周容整理出周令钊部分作品图录给一位业内人士看,他颇“意外”地感慨,“本以为我是了解周先生和他的艺术的,但看过周令钊部分作品图录,这其中,90%以上的作品,我,也许和更多的美术界同行一样,都不曾见过。”

　　2011年,“周令钊艺术展”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周令钊笑言“我才92岁,来日方长”,引得展览现场一片掌声与欢笑。

　　的确,那一年,他与当时84岁的夫人陈若菊完成了创作4年之久的水墨长卷《汨水平江永流芳》、大型丙烯壁画《长沙——湘江北去橘子洲头》,2013年又一起完成了北京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陶瓷浮雕壁画《京东粮道》《凤舞朝阳》的设计。

　　2017年,98岁的周令钊应邀设计了“戊戌狗年”特种邮票,创造了中国邮票史上近百岁艺术家创作邮票的奇迹。

　　在周令钊的画案上,正在着色的3米长卷《桃源春色》是之前作品《沅江春暖》的其中部分,周容说,“这是为湖南常德的一个大型彩色陶瓷壁画制作的色彩效果图。”

“山那边的好地方”

　　翻开画案上的另一幅长卷《汨水平江永流芳》,周令钊小心翼翼地查看着画中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以及弯弯绕绕的母亲河——汨罗江。手指水岸边一片开阔的田野,周老默默念道,“这是我的老家,爽口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天,周令钊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母亲郑家一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师范班,是徐特立的学生、杨开慧的同学,画水彩、绣样、并喜作诗,曾在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任图画教员。

　　受母亲影响,周令钊从小就喜欢画画,在长沙读小学时,他被校门口的马克思、恩格斯肖像所吸引,在研究一根根“卷曲大胡子”的画法时,也被进步的革命气氛感召。

　　13岁进入长沙华中美专,期间参与国货公司广告设计,贴补家用。毕业于湖北武昌艺专后,周令钊又在上海华东美术印刷传习所学习修版、制版等,专科学习和大量的社会实践为年轻的周令钊在实用美术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在同学的带领下,周令钊进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时的“第三厅”大师云集,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都曾在此供职。那年9月,周令钊参与了全国首幅巨型抗战作品黄鹤楼壁画《全民抗战》。

　　也是在那时,美术科隔三差五便会“少了几个人”,周令钊一打听,说去了“山那边的好地方”。

　　他心里清楚,那是陕北小城,一个当时无数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一天,当听说冼星海也要“去北边”时,周令钊坐不住了,请求他带上自己。冼星海告诉周令钊,“去找田汉批‘路条’,到‘八办’换‘通行证’,才能买票。”

　　那个夜晚,周令钊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有找到田汉,而第二天是最后的通车日。这个“遗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周令钊在创作第二套人民币时,跟随印钞厂去延安宝塔山采集设计素材时才得以释怀。

　　自1937年起,随着战事逼近,周令钊像每一个热血的中国男儿一样,将身心融入文化抗战的洪流。他在长沙参加抗敌画会；为焦菊隐导演的进步剧目画海报、设计舞美；参与由范长江任领队的“南路前线工作队”采访慰问；加入叶浅予、张乐平的“漫画宣传队”,他作舞美和广告设计,作抗日宣传画、作替补演员,到滇缅慰问中国远征军……

　　在那个纷繁战乱的年代,构思快、动作快的“快手周”周令钊,以笔代枪,为当时中国实用美术设计与创作在抗战期间留下闪光一页。

　　1945年抗战胜利,从缅北战场归来,周令钊更加坚信,“‘山那边的好地方’是中国的希望。”

　　1947年夏,在武汉演剧六队的周令钊听说“有人去北平”,他决定北上,“至少北平是‘近而方便’的所在”。

　　同行者转道上海,周令钊便去看望在此的田汉。在老领导的劝说下,周令钊决定留在更需要他的“有进步背景”的上海育才学校任教。直到第二年8月,老战友冯法祀带来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徐悲鸿的聘书,经过妥善安排,周令钊抵达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期间,在北平国立艺专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周令钊与其他艺术家们积极参与创作了大量庆祝革命胜利的宣传品。一天,在国会街后来的新华社绘制毛主席画像时,当听说画像将悬挂在卡车上迎接入城解放军时,周令钊兴奋极了,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山那边的好地方”。

开国大典前夜还在赶制毛主席画像

　　1949年9月,开国大典筹备处把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国立北平艺专。“学校决定由你来画。”艺专党委书记江丰找到周令钊,因为之前他已多次在重要会议会场布置中绘制过毛主席画像。

　　接到任务,距离开国大典也只有20多天的时间。周令钊不敢怠慢,带着新婚妻子——他在央美实用美术系的第一届学生陈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门城楼上东墙根的大型脚手画架。而就在两个月前,这对新人刚刚在徐悲鸿作为证婚人的婚礼上接受了大家的祝福。

　　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城楼安静庄严,天蒙蒙亮,执勤的小战士就能看到两个瘦小的年轻人背着画具,带着干粮水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打格、放大、调色、绘画、调整,攀上爬下、远观近改,饿了啃一口凉馒头、渴了喝一口热开水,两颗年轻的心随着新中国的即将成立而热血沸腾,“大家都很兴奋,非常愿意为一个新的中国去做事情。”周令钊曾多次提及这段往事。

　　“像,非常相像!”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他的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画像原片是新华社摄影师郑景康在延安时期给毛主席拍摄的,“主席的风纪扣开着,显得很洒脱。”聂帅观后觉得“还是系上好”。

　　画像完美收工,已是开国大典前夜,回到住所还未休息,天安门便又来人。因为周总理觉得挂妥的画像下面,一行“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远看又小又花,很不协调,提议“马上改”。

　　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约8米高,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面。在由三个直梯绑成的长梯上,周令钊一手拿照片、调色板,一手握画笔,再一次爬到了聚光灯下的巨幅画像前。

　　梯子挪动十几次,上上下下几十次,满意收工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只剩几个小时。

　　天安门广场东侧、今天的国家博物馆附近,一夜未眠的周令钊与美院师生们守候开国大典的激动时刻。

　　“像,真像!”“那是一种胜利的微笑!”听着身边师生同仁们的赞叹和祝贺,周令钊放心了,“我和若菊完成了我们人生中一个伟大的重要的工作!”

　　那一年,周令钊30岁。

　　2008年周令钊绘制了彩墨画《回忆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绘制现场》,生动地记录了那一历史时刻。“把当时的情景画下来,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从团旗、星星火炬,到国徽、人民币设计

　　“同意此式。毛泽东,4月28日。”

　　“同意这个,但须将金黄色圆圈及五角星放下点,置于红旗四分之一的中间。周恩来。”

　　“这个好,刘。”

　　坐在画案前,翻阅着面前的资料书,周令钊在“团旗”彩页图片前停留下来,用他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道,“刘,就是刘少奇。”“‘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是娄霜写上去的。”说完,老人又默默地笑了。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召开。受命布置会场时,周令钊结识了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美术编辑娄霜。一天,娄霜找到周令钊,请他帮忙设计一稿“共青团团旗”。

　　“全国各族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刚听完娄霜关于团旗理念的介绍,“一颗被一个圆圈环绕的五角星”就出现在周令钊的稿纸上。

　　没等解释,娄霜已经兴奋地叫好,“简洁明了,太贴切了。”就这样,5分钟不到,一面鲜艳的“团旗”诞生了。

　　其后,“星星火炬”,一代代中国人铭记的少先队队旗也随之在周令钊参与下诞生。

　　1950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张仃、张光宇,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最重要的徽标——国徽的设计工作。“国徽的设计是一个集体创作。”周令钊说,自己当时提出“将一颗星改为五颗星,与国旗一致”的建议被采纳。

　　“五颗星给天安门赋予了新含义。天安门是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是新中国国家标志性建筑,又曾是旧时代皇城的建筑,在天安门上空升起新中国国旗的五颗星,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新中国国徽中的最基本的图形组合。”周容说父亲不止一次跟她交流过国徽上五星设计的深层意义。

　　参与国徽设计对于周令钊来说最值得高兴的是,他和武昌艺专时的老师高庄先生同时参与这个重要的工作。“我参与了国徽的平面设计,高庄先生担当了国徽的最终浮雕成型,我们师生二人都为新中国国徽设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1950年起,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年轻的周令钊承担了许多重要的国家任务,更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

　　翻开《周令钊作品集》,油画、丙烯画、水粉水彩、国画、壁画、招贴、插图、漫画、徽标……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承载着新中国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大发展的生动气息,今天看来非常亲切。

　　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的总体设计工作。

　　“人民币第一套是在原晋察冀边区银行设计发行的,第二、三、四套是我直接参与设计的。”周令钊之前多次回忆,“1950年,时任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的罗工柳接到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的任务,于是就找到我来做总体设计。”再后来,妻子陈若菊、著名画家侯一民与夫人邓澍等也陆续加入到了创作队伍之中。

最怕别人称他“艺术家”

　　“有哪一位艺术家有如他那样,涉猎了难以想象的广泛而多样的领域,完成难以数计的或为重大或为平凡的艺术项目的创造,却都能达到至精至善。凭在战争年代,在实际工作中,在神不知鬼不觉间完成了他智慧和功力的积累与冶炼,成就了一代大才。”著名画家侯一民对周令钊的评价更多来自对其艺术人生的敬仰。

　　的确,除了众多的实用美术设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周令钊创作的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主笔设计的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和展览；他的油画作品《韶山》收藏于全国政协礼堂。

　　自1938年19岁的周令钊参与黄鹤楼大型壁画《全民抗战》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周令钊和夫人陈若菊在全国各地创造了众多壁画作品,他的壁画生涯至今81年。

　　有人评价曾担任过中国水粉画协会会长的周令钊,“在水粉画领域,周令钊几乎是登峰造极的一位大师。”对于丙烯画、彩墨画,周令钊也颇有心得,更是创造了不少优秀作品。

　　一度火爆的艺术品市场也曾让不少人找上门来,“父母不愿意介入,他们不想让原本平静的生活变得不再单纯。”周容说,2011年,父亲将1940年至2008年自己的80余幅画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曾经一幅或几幅作品名扬天下的大家比比皆是,如雷贯耳,然给予国家,给予民族众多“形象设计”的周令钊却始终选择默默无声。

　　“他就是那么朴实、厚道、谦和的人。我以为,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一定是位老实人。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不图名、不图利、不取巧,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一生信奉艺术为人民服务。”黄永玉对老朋友的评价发自内心。

　　采访中,百岁周令钊仍然最怕被称“艺术家”,“我只是教员,是老师,家不家的,那都是人家说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也不敢当。”

　　“这辈子,我要做一个像周令钊先生这样的人。”作为学生,韩美林说这是当年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最朴素的想法,也正是这个想法,让他在日后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时能够坚持、再坚持。他说,“先生的才华,先生的品格,值得我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