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门口，来自社会各界的悼念人士排起了长队，大家胸前佩戴小白花，表情肃穆。参加完遗体告别仪式后，钱绍钧院士、吕敏院士、杨裕生院士以及程开甲生前的同事、朋友们向记者讲述了各自与程开甲的故事。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1918年8月，程开甲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37年他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公费生”，在这里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四位教授的训练。1946年，程开甲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考入爱丁堡大学，师从有“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之称的玻恩教授。1948年，他成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并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

　　1950年，程开甲谢绝了玻恩教授的挽留，开启了科学报国的人生之旅。他先在母校浙江大学任教，后调入南京大学。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他主动把自己的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教科书。

　　1960年，程开甲调入北京，开始从事我国核武器研究，从此，他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多年。两年后，44岁的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踏入了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开始在新疆的核试验基地工作。他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增强型原子弹、两弹结合等在内的30多次不同试验方式的核试验任务，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科学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20余年后，程开甲离开新疆的试验基地回到北京，转入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2015年10月，97岁的他光荣退休。

　　程开甲一生获奖无数。1999年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习近平主席亲自将“八一勋章”颁授给这位杰出科学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绍钧：他性子急，有问题连夜解决

　　他将戈壁滩视为“小桥流水”

　　昨日，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实验原子核物理学家钱绍钧参加了程开甲遗体告别仪式，“我送送老领导最后一程。”

　　1966年，钱绍钧来到新疆的核基地，开始了自己在基地24年多的研究生涯。他告诉记者：“程老是我的领导，他先后担任了我们研究所的副所长、副司令，我在他的领导下，在研究室做具体工作。”

　　当年的科研工作者扎根西北茫茫戈壁从事核武器研究，条件十分艰苦。钱绍钧回忆，程开甲在基地的住房是一个小小的平房，门口有一条所谓的河，实际上是一条沟，平常都没有水是干的，还栽了几棵树，戈壁滩的树也不容易活，就这样的条件，程老把这形容成小桥流水，他在生活上跟别人没什么差别。

　　钱绍钧由衷地认为，程开甲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为科研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才智，对生活上没有要求。“他生活不太会自理，多亏了他的夫人照顾，他的夫人姓高，我们总喊她老高，老高把程老的生活照顾得很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

　　他对科研人员很信任很放手

　　钱绍钧坦言，当时搞核试验的都是“改行”的人，钱绍钧在被派往西北核基地之前，是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以前没人搞过核试验，核试验的测试之前也都没见过，因此很多技术要重新学。

　　钱绍钧认为程老在工作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是他对科研人员很信任也很放手。他是一个对自己的意见很坚持，如果你不同意他的意见，他是要着急的，但是只要你说的是对的，他都很支持，因此，我们在研究室的自主权比较大。”钱绍钧一直都认为科技工作一定要给研究人员充分的自主权，如果管得比较死，那就很难发展。

　　另一面，程开甲对研究又抓得很紧，钱绍钧清楚地记得，比如前一天晚上自己跟程老提出一个问题，第二天一早就会被他找过去，“他性子很着急，你提出的问题，他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回答你了，领导都这样了，我们能不着急吗?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大家对工作都是全力以赴。”

　　中国科学院院士吕敏：我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下属

　　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吕敏夫妇昨日也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程开甲。吕敏院士今年88岁了，他告诉记者，自己既是程老的学生、又是他的下属。

　　“我大学是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的，是程老的学生，本科毕业后，他去了南京大学我去了科学院，不在一起了，后来要搞核试验，又把我们调到了一起，直到1986年我因病离开基地。”吕敏回忆，“核试验刚开始大家都不懂，当时程老是头儿，我们辅助他、跟他做，我们一步步地做计划，看看有什么要求，需要什么，再看需要什么仪器，要去哪里找。我们当时找了100多个单位吧，钱三强帮我们联系，全国都支持，要人给人，要东西给东西。”

　　吕敏说，在核基地，程开甲让他管核物理测量方面，“程老就是科学家的作风，他特别用功，人挺好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我们是他培养起来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核试验技术、分析化学专家杨裕生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说：“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对我们国家的贡献很大。”

　　今年87岁的杨裕生在新疆核基地同程开甲一起工作过20年，在程开甲的领导下负责蘑菇云的取样分析。“他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维，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和影响。核试验工作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和程院士的贡献完全分不开。我们都是在他的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的。”

　　原总装备部司令部邱学臣：他一辈子专心做一件事

　　原总装备部司令部的邱学臣感慨，程院士让自己感触最深的是他一辈子就专心致志地干一件事，做科学、做学术很专心。他对研究所的总体建设、实验室建设和学科建设，完全按照科学院来兴建。程院士负责基地核试验的安全、测试技术研究，后来核试验成功，技术发展起来，都是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所出了10个院士，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在他的亲自带领下成长出来。而且他一辈子不求任何私利。“程院士是我们国家核武器研制、实验、发展的功勋人物。在中国包括中科院是屈指可数的，很让人敬佩。”

　　国防科委蒋昌明：他为人没什么架子

　　在国防科委工作过的蒋昌明今年89岁了，他坐着轮椅来送别程老。他告诉记者，自己和程老在北京同住一个小区，“他为人没有什么架子，他是领导，我只是干部，平时见了我们也都会互相打招呼。”

　　核基地工作人员马占山：我与程老的两面之缘

　　在昨日的送别队伍中，不乏从各地赶来的送别人士。马占山专程从新疆赶来参加程院士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因为他与程院士的两面之缘。

　　马占山此前在新疆的核基地做安全保卫方面的工作，第一次见程开甲是在1999年，那时候，马占山还是一名排长，在基地招待所门口，程开甲看见向他敬礼的马占山，主动问了他的名字，还鼓励他“年轻人要好好干，要实现人生价值。”

　　第二次见面是在2004年，那时候马占山是参谋，程开甲来到基地，又是在招待所门口，程老认出了他。“他喊我小马，他说，我上一次见你也是在这里，时隔5年，程老还记得我，我真的很感动。”马占山说，自己那时候还是负责保障工作，程老问了他好几个问题，得知他当了干部之后，鼓励他要加强学习，虽然不是搞科技研究的，但在科研部队，就要多学习科技知识。“程老对我们年轻人很有耐心，记忆力很好，很亲切。如今程老去世了，我一定要来北京送他最后一程。”(于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