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南海大计划”

　　对南海深部的认识应以中国人为主

　　新京报：这个航次算是“南海深部计划”的收官之作，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汪品先：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一件比较大的事情。2011年“南海深部计划”立项，我当时就说，点一把火炬，它会烧起来的。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说?

　　汪品先：因为南海对中国太重要了，各个部门都愿意参与进来。“南海大计划”从2011年到现在，立了60个项目，其中51个都是重点项目，一共32个单位、700多人次参与，规模很大。

　　新京报：也就是说， “南海大计划”包含了各种综合科学?

　　汪品先：对，我们立项的时候叫做“南海深部过程演变”。“深部过程”是什么意思?就不是现在在采石油的那些地方，而是到南海中间一个菱形的4000多米的区域，底下是玄武岩。它形成了才有南海，我们就攻这个部分。

　　新京报：具体来讲，包括哪些研究学科?

　　汪品先：三个方面，一个是构造，南海的构造和南海的岩浆作用，可以比作是“骨头”;第二个部分是沉积和古海洋学，从南海的沉积物里恢复当时的海洋演变，我把它比作“肉”;第三个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我把它比作“血”。

　　这三样东西做成一个麻雀，我就来研究这个麻雀的前生今世怎么运行。

　　新京报：“南海大计划”取得了哪些显著成绩?

　　汪品先：大计划中包括3个大洋钻探、3个深潜航次。我敢讲，这是中国海洋基础科学研究中到现在为止最大规模的。

　　我们明年春天计划开总结会，2019年“交账”出来是很漂亮的，它会改变我们对南海以往的看法，大概会成为世界上边缘海最好的研究计划之一。

　　我们把今年这个航次比作是跑道上最后一圈，所以我说我自己一定要下来。

　　新京报：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研究，“南海深部计划”最后会呈现给公众什么结果?

　　汪品先：我们希望拿出一个边缘海的产生演化和运行的典范来。世界75%的边缘海都在西太平洋，但我们了解很不够。

　　我们现在把南海作为一个切入点，最后我想向世界表明，南海深部的认识是中国人为主。之前都是外国人在做工作，但跟我们现在的规模不好比。

　　我们会有很多很漂亮的结果，信心很足。

　　新京报：“南海大计划”后续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汪品先：除了科学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准备做一些科普工作。

　　南海的科研成果完全可以介绍给老百姓。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到底做出什么来了?这个是可以说清楚的。

　　谈科研一线

　　科学家只有在前线才会发现问题

　　新京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你自己还要亲自下潜?

　　汪品先：我们现在在建设硬件方面十分下功夫，但在软件上出现了问题。很多人当了学科带头人以后就不干第一线了，让学生去干。比如现在很多到海去采样的工作，都是打发学生去采的，科学家就坐在办公室里。

　　这跟国际上惯例是相反的。外国科学家也会有学生帮他做，但第一步的采样一定是自己带头做。

　　我这些年没有少批评人家，我觉得说了也没用，自己做一下是最好的。对于培养年轻人，我想用行动影响一些人。

　　新京报：亲自下潜，是不是您的研究经验也起到作用?

　　汪品先：对，我们本来计划要去看珊瑚礁的，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冷水珊瑚林，就改变了计划。

　　第一次发现之后，我让年轻人接着去过，但没有完成任务，我自己就得再下去。你自己不去，没有人替你做。包括我把这个课题提到此次航次的重大位置，只有科学家自己在船上，才敢这样。

　　新京报：所以这次下潜是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别人?

　　汪品先：不是全为了这个才去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是错了位的，该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该退的时候反而可以做。

　　所以我现在在国际上很滑稽，跟我这样年龄的学者一般不出来。但我现在还在做，因为我丢了好多年。

　　我最好的年龄在搞革命，后来又没有条件和资金，只能跟外国人合作。现在有了条件，自己当然要做。说了那么多年深海，趁我现在还走得动，一定要去看看。

　　新京报：海洋科学发展方面，您还有什么担忧的问题?

　　汪品先：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科技投入增长最快的国家。去年，我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来，中国要做什么什么，国际上的反应很不一样，有的支持，有的不吭声。

　　我就希望中国的科研队伍真能够在国际上站住，这不光是科学问题，包括政治、外交问题等等。怎么做好这些事，这个才是难题。你说你自己去潜一次海，那又能怎么样?

　　新京报：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海洋研究，几次南海科考是不是也见证了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

　　汪品先：确实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在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海南岛西边的莺歌海打南海第一口探井时，我在岸边为石油井做鉴定。1994年，我参与南海第一个古海洋学专题航次。1999年，担任首次南海大洋钻探的首席科学家。2005年，担任同济大学与法国合作举行的“马可·波罗”航海科考首席科学家。

　　那几次依靠的都是外国装备。而这一次，是我们自己造的装备，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我的这些经历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从弱到强，从封闭到开放，走向国际前沿的一个过程。而这次中国自己有手段能够去做国际水平的工作，所以就特别高兴。

　　新京报：您说过“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600年以来的最好时机”，为什么这么说?

　　汪品先：我说这话其实是与中国的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有关。

　　我觉得东西方差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东方文明是大陆文明，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直到15世纪分不出谁好谁坏，大家各自发展。16世纪之后，特别是中国到了18世纪以后，我们一下子醒过来。

　　大陆文明有很多好的方面，但是对于创造性的发展和个性解放是不利的。

　　我认为海洋文明有利于创新，现在我们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海洋意识都更强了。

　　谈未来安排

　　要做的事按重要性排序，也许哪天就“跑掉了”

　　新京报：您身体状态这么好，平时锻炼身体吗?

　　汪品先：年轻时会长跑、游游泳，自行车骑得很多。有时候想到一个科学问题，我来劲了，在街上骑两个钟头。

　　新京报：现在还会骑车?

　　汪品先：我之前骑车上班，现在老伴不让我多骑车，叫我多走路，走路也重要。

　　我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看不出休息和工作的差异。科学家如果对工作提不起兴趣，还是别干。你自己要有精神，在船上谁不吐啊，但讨论起问题来劲的话，这些都是小事情。这是我的优点，到现在我还是很投入的。

　　新京报：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汪品先：我现在是倒计时的，后面我要做的事情都按照重要性排着队。

　　先把我的“南海大计划”完成，如果还有几年，再做别的重要的事。今年还有两本中文的书，本来也不准备出，后来一个老朋友去世，我想搞不好我也跑掉了，所以就出了。

　　怎么说呢，要叫我做的事我不想做，我就不客气了，是不会做的。

　　新京报：所以时间对您来讲，是很宝贵的。

　　汪品先：我觉得自己能拿得出手的文章，都是60岁以后完成的。所以我开玩笑讲，人家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像地球科学、宏观生物学，眼界和经历很重要，你没见过这个东西，怎么会理解?积累多了以后，自然会有很多联想，这恰恰就是年纪大的人的长处。

　　新京报：以后会把重心放在哪里?

　　汪品先：我自己还想做一些人文方面的事。我这次随船带的是一个日本华人写的中国史，来北京带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都是为后面写东西做准备。

　　我总觉得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很宝贵，想把它记录下来。明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我也想写点东西，有些问题需要继续思考。

　　新京报：未来还会再进行深海下潜吗?

　　汪品先：不知道。船长给我讲，等到他们1万米的(深潜器)造好后，让我再去，我说我不知道那时候人在哪里。

　　我更喜欢让我后面的时间自由一点，我在推中国深海研究进入世界前沿，我自己在做，也希望一些年轻人能够去做。

　　记者 王俊 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