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记者，崔崑便兴奋地拿出自己的书——《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81岁开始写，6年完工，200万字，我把自己对钢的理解都写在这本书里了。”崔崑拍着这部上下两册的“大砖头”说，“不过这两年钢铁领域又有新进展，我今年修订了几十万字的内容，准备再版。”

　　这就是被称为“钢铁院士”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崔崑。他一生矢志于祖国钢铁材料事业，研究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为我国特殊钢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报国是我的信仰”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苦难中成长起来的，报国是我的信仰。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过贫穷落后、百废待兴……我才更能体会到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谈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崔崑百感交集。

　　1925年，崔崑出生在山东济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日寇的铁蹄侵凌至济南，我父亲便毅然辞去了洋行的职位，携全家老小回到老家济宁。”崔崑说，“父亲的爱国守节让我一辈子难以忘记。”

　　面对支离破碎的国家，崔崑胸中燃起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1944年，崔崑离开了家，历经80余天，终于踏上了大后方的土地，并考取了武汉大学机械学专业。

　　“之后我毕业留校任教、投身革命浪潮，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崔崑深情地说，“新中国的成立，让我立志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工业水平相当落后。高性能模具钢在我国是一片空白。国家不得不用大量外汇进口价格昂贵的模具。”崔崑说，“要知道，汽车、拖拉机、电器、仪表等产品的零件都需要用模具加工，而模具寿命的长短、质量的好坏，都与钢种的性能密切相关。”

　　1958年，崔崑被选拔到当时苏联著名的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专攻金属学及热处理专业。“在莫斯科，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崔崑说，“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拼命学好技术，然后赶紧回国，造出我们自己的模具钢。”

　　“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具钢种”

　　1960年，崔崑终于学成回国。

　　“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模具钢种!”凭借着这股雄心壮志，崔崑带领同事们向高性能模具钢发起了冲击。然而，那个时候的条件相当艰苦，实验室也是空空如也。于是，崔崑带着老师们一步步搭建起熔炼炉、盐浴炉等实验设备。能买到的就买，买不到的就自己做。

　　“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盐浴炉。”崔崑说，“一是因为做模具钢，控制盐浴炉的温度非常重要，上下温差超过3至5摄氏度，性能就会很不一样。二是因为盐浴炉遇水容易爆炸，我不放心，所以就必须时刻盯在炉子旁边。”

　　回想过去，崔崑感慨道：“当时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我们几个老师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就是用眼睛紧盯温度显示仪。我们经常手指按着控温开关，守在1200多摄氏度的盐浴炉旁，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艰苦还不止在实验室。上个世纪80年代，每当新钢种出产，年过花甲的崔崑便背着沉重的“铁砣砣”，搭火车赶往各生产单位试用。

　　“当时哪有什么飞机、高铁，能买到火车硬座就不错了，有时候站票就走了。我常常背着30多公斤的模具钢，往北京、洛阳、哈尔滨等地赶。为了少上厕所，我在车上都不敢喝水。”崔崑发出爽朗的笑声，“不过那时候我还不老，背几十斤东西没问题。”

　　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与努力下，崔崑和研究人员设计出许多新钢种冶炼方案，研制成功了一系列特殊钢：如国内外首创的含铌基体钢、易切削精密模具钢、高韧度硫钙复合易切削塑料模具钢、高耐磨冷作模具钢等等，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共产党人就该多作贡献”

　　如今，92岁高龄的崔崑还是保持着规律的生活和极高的工作热情：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打一套太极拳，傍晚出门散步，晚上10点半休息，剩下的大多数时间，他还是选择待在书房里继续研究特殊钢。

　　崔崑说：“成为工程院院士之后，我就在想，我国某些高端特殊钢产品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一定差距，我们急需一部全面反映特殊钢发展的书籍。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专心撰写这本《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

　　“学习和工作真的是有趣的事。你看我7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学计算机，但这部书，文字输入、打印、图形制作，全是我自己完成的。”崔崑说。

　　2013年，崔崑与夫人商量，决定将全部积蓄捐给华中科技大学基金会，成立“勤奋励志助学金”，用于资助品学优良经济困难的本科生，每人8000元。

　　“我1956年入党，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了。共产党人就应该多作贡献，多帮助别人。”崔崑说，“半个世纪以来，我总共培养了24名博士和23名硕士，教师是荣幸、愉快、崇高的职业。不断追求新知，不断培养新人，这一辈子，我过得很值，也感到欣慰。”(丁雅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