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辈子外交官，吴建民向全世界讲了无数次中国道理，也听了许多个国家的故事。2012年回访高中母校，他提笔写下六个字，“爱祖国，爱人类”。他要母校的孩子们记住，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钓鱼岛撞船事件的次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日本人佐藤充救完20名中国的研修生，才返回险地营救妻女，最终被卷入水中遇难。吴建民在国际会议上遇到一群日本人，主动讲起这件事。会后，日本人纷纷向他鞠躬道谢，甚至感动落泪。可这件事在日本没有得到报道。在中国，也仅仅是一粒投入水的小石子，很快就无声无息了。

　　晚年的吴建民在书里表达疑惑，为什么国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有人一意孤行。有人高呼“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吴建民反驳：“利益最大化?听起来挺美!其他国家怎么想，利益最小化吗?这可不是合作共赢。”

　　欧美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时，吴建民一板一眼地分析不理智情绪，“国家如同人，自身发展遇到问题，情绪就会敏感，对外界的反应就会过分。”可过了几年，他发现，一些同胞也有类似的倾向。

　　他忧心忡忡地记录：代表团来欧洲，不再像当年一样谦虚学习，而是指着巴黎说，“全都是老楼，有啥好的。”一些邻居成了部分人口中的“小破国”，和另一些国家则“不惜一战”。

　　法国人、英国人、印度人都不安地来问早已退休的他，“你们国家是不是真的想打仗?”

　　吴建民心急。驻外生涯结束时，要写最后的总结报告，他列了一堆外事活动中还有的问题，写了篇“启示”。

　　吴建民转回头，用和当年一样的劲头儿，把曾经说给外国人听的“和平友好”再强调给国内的同胞。

　　亲朋心疼他岁数大，说“档次不高的活动就别去了”。同事好心提醒，“咱就别出去讲了，容易挨骂。”可他说，“就是要听老百姓的声音”，他们才是国家最生动有力的形象。

　　吴建民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丹麦的外交官说，“中国人真好。”他还在读书的儿子来中国体验生活，爬上绿皮硬座车厢，把臭袜子一塞就睡着了。醒来后却发现笑眯眯的老奶奶把袜子帮他洗了，晾了起来。丹麦的官员听了儿子的描述，感动了好久。

　　他把这些东西当作好事传播出去，却时不时收到质疑甚至骂声。有人在网上说他“软骨病”“投降派”，把一些老同事们气得不行，“吴建民在布鲁塞尔为国家挨骂，在日内瓦拍着桌子和人辩论，他们压根儿都不知道!”

　　施燕华和秘书委屈，把铺天盖地的评论摘给他看。吴建民看到辱骂自己的，最多无奈地笑笑，还会说，“果然要有人出面当这个‘恶人’，不然更没人敢出来说话了。”

　　可看到“必有一战”之类的话，或者头头是道分析“局势恶化，必须更强硬”的言论，他的眉头就紧锁起来，在家里来来回回踱步，和施燕华一遍遍嘟囔“这不行”。

　　他心事重重地问年轻的秘书，“到底是谁想打仗呢?不是你们年轻人吧!”心悸之余，他又加倍地疾呼，要警惕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让它们“把国家带到沟里去”，破坏发展的机会。

　　这些人说自己的观点才是“人民的呼声”，吴建民毫不客气地迎上去，“披着‘民意’的外衣，还是一样的套路!”

　　他想起自己还是驻法大使时，美国要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国坚决反对。愤怒的美国人把薯条的拼写从“French Fry”改成“Freedom Fry”，把成箱的法国葡萄酒倒进河里，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觉得战争“正义且必要”。可10年之后，批判战争的声音成了主流，媒体愤怒地控诉，当年有些人“犯了诈骗罪，犯了战争罪”。

　　“‘民意’会变化，也无法追究它历史的责任。”吴建民和助手笑着说，自己被骂从不生气，因为“时间会证明我是对的”。他算了算，从自己2008年退休，一些人已经预测了太多次“战争与冲突”，可每次都被现实推翻。

　　他的热情依旧足，甚至“年轻得不像70岁的人”。和施燕华一起出门，他看见广告牌上生僻的英文单词，就赶紧请教。退休后带着外交部的年轻人出去交流，他总让孩子们带着笔记本电脑，方便他在飞回来的路上就能给部里写一篇“见闻汇报”。

　　有人问退休后的吴建民最喜欢给哪些人讲课，回答没有犹豫，“学生。”

　　学校请吴建民去讲课，他几乎从不拒绝，中学有时都来邀请他。施燕华心疼他累，说“孩子太小，就别去了”。可吴建民从来不听，不仅要去，还要查资料，提前很久作准备。

　　吴建民身边的人说，老人为孩子“破了太多戒”。他从不因为参加的活动影响情绪，即使和别人激烈的辩论，散了场，上了车，云淡风轻。可在一所中学，吴大使问孩子们对日本的看法，有孩子告诉他，去旅游了两个周，觉得他们很文明，值得学习。这样的发言让他特别高兴，感慨孩子们聪明理智，一整天脸上都挂着笑。

　　他的日程像疾行的车轮转个不停。在法国，刘志明报告问题超过5分钟，吴建民就开始看表。参加宴会不超过90分钟，到点准时离开，劝酒、闲聊一概拒绝。可老白才上初中的儿子为了家庭作业，想要采访吴建民，老爷子拿出一下午时间和他谈心。过几天又有几个孩子想来看他，吴建民高兴地答应。孩子们给他折了千纸鹤，他摸着他们的头说，“可别耽误你们的学习时间。”

　　他说“年轻人是未来，不能不重视”，脑子里指向的，其实还是世界。他的脸有点像天下大事的晴雨表，身边的人能从那里读到局势的走向。和军队首长谈得投缘，吴建民说“他们理性，国家就安全”，眼角流露出笑意。遥远的国家爆发了战乱，发生惨绝人寰的屠杀，他的脸色变得难看，悲伤在皱纹里流淌。

　　认识的人夸他还能“再干20年”，吴建民每天游泳、锻炼，走路快得年轻人都跟不上，跨越八九个时区不用倒时差，下飞机就接受采访。

　　只有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他或许累了。每天从家到办公室，15分钟车程，吴建民就会睡着，在后排透出微微的鼾声。原本停了车，吴建民就能自己醒来。可开着开着，到了目的地，人们也需要再单独叫醒他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吴建民飞赴武汉的航班连续延误。他抽空回了趟家，自己下了一碗面，吃了半盘剩的菠菜，陪施燕华散了散步。然后赶回机场，凌晨3点半才到武汉。

　　如果没有意外，他原本要在清晨7点为企业家讲解“如何走出国门”。车祸发生时，吴建民在后排，早和往常一样安详地睡着。只是，再也没有人能唤醒他了。

　　送别吴建民那天，哀乐被替换成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这是吴建民生前钟爱的乐曲，当他脑中流动着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时，总喜欢播放它。他曾经说，这部交响乐一片悲壮中，依旧透露出对未来的期盼。(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