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一年后，外交家吴建民再次“走”到了人群的最中间。
 

　　在法国，人们也从里昂、尼斯、布鲁塞尔甚至大洋彼岸的旧金山赶来纪念这位曾经的驻法大使，其中不乏素未谋面的年轻人。

　　一年前的这天，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去世。一年之后，一位法国“吴建民奖学金”获得者回忆，他们对中国多了理解，知道这是个和平、高速发展的国家。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则感慨吴建民“国内外都交了很多朋友，一生都作中外沟通的桥梁。”主持人白岩松说，通过追忆活动，不仅要把吴建民的话讲给和他同龄的六七十岁的人听，“还要讲给40岁、30岁、20岁的人听。”

　　去世之前，吴建民也在一直努力把自己的话，讲给更多人听。为此，70多岁的他马不停蹄地跑。他一年中多半日子都在外地交流、讲座。今天在纽约、新加坡，隔两日就会出现在南通、盐城。他是各国政要的座上宾，却也会出现在图书馆的公益讲坛上，给老百姓讲“新时代的大国公民”，抓住一切机会讲“不要战争”。

　　这样的活动甚至连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主讲人来了就讲，听众们穿着裤衩拖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一次，两个大汉因为看法不合吵起来了，吴建民还要当和事佬，“你们一个一个慢慢说，意见我都听。”

　　在南京，和他差不多岁数的老人站起来质问，为什么要理解日本，忘记国仇家恨，是不是太软弱。吴建民不生气，说要把军国主义和一个国家分开看，他们做错过事，却也在改革开放时提供贷款、技术，是能帮助中国发展的国家，语调依旧不急不慢的。

　　吴建民生前说，自己在公共场合从未发过火。他不喜欢高声，更不说粗话，作为外交官，连“一贯立场”“坚决反对”这类外交辞令都很少用。他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书法是“润物细无声”。他告诉学生们，说“硬话”不难，可只是发泄情绪，劝服不了别人，那就没用了。

　　有媒体评论，吴建民的话“你可以不同意，但不会不高兴”。还有的人说，他特别擅长取得共识，总能“把对手变成朋友”。

　　退休后，他在国际论坛上驳斥美国人关于贸易逆差的发言，挥舞着美国的报纸，“你们自己报道，芭比娃娃20美元，中国人只拿35美分。议员这样还不高兴，我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高兴!”全场听众，包括美国人都憋不住笑。

　　世纪之交担任法国大使，常有人问他“中国为什么不学习西方民主”。吴建民总是笑笑，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学习过”。他告诉法国人，一战时中国人跟着英法出生入死，战后却又被出卖，所以后来不学了。很多法国人惭愧地说从不知道这段历史，让吴建民一定要接受他们的道歉。

　　法国“吴建民之友”发起人，老同事徐波将吴建民比做国家力量的“左手”，这只手灵活，和另一只强力的手截然不同，“如果两只手混了，就要乱套”。吴建民把这码事总结成“交流学”，“你的实力是1，交流本领是0.3，给人的印象分就是0.3。”

　　为了让“印象分”高一点，吴建民总是忙个不停。他说谈话有事实和细节才能动人，在法国，带着手底下的年轻人早晨8点就起来读报纸，还去法国农民家调研，拜访法国最贫困的山区，非典期间和巴黎市长一起去华人区的中餐馆吃饭。

　　他身上总带着小本子，听到了好故事、好点子就赶紧记下来。哪怕回国，亲友一起吃饭，侄子侄女说起了新东西，他还是要丢下筷子，赶紧掏纸笔。

　　在法国，他的时间表按分钟规划，第一场会见往往从早餐开始，两场活动的半小时间隙也要多见一个人。退休后，他跟妻子施燕华提前说好回家吃饭的时间，到点准时进门，吃完饭就又出去开会、办公。

　　老白是吴建民退休以后的司机，报到的第一天，吴建民就提醒他，“我退休了，但很忙。”可老白还是想不到，跟着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干部，居然3个月都休息不上1天。

　　吴建民观察过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这些曾经富饶的国家被鲜血和烈火笼罩，挑起战争的大国也身陷泥淖。“开始容易结束难”的战争如同跗骨之蛆，盘踞在所有被波及的人身上。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中国绝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

　　在南极，吴建民听科研人员说，9个国家曾争夺这片土地的主权，几乎兵戎相见。逐利的各国把轰鸣的捕鲸船一艘艘派过来，杀死的鲸鱼来不及立刻回收，就充上气、插上国旗。4000多具鲸鱼的尸体飘在海面上，血红一片，整片大陆都被恶臭笼罩。

　　直到1959年出了《南极条约》，承认南极洲永远专用于和平目的和不成为国际纠纷的场所或对象，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吴建民踏上南极时，“蓝天白云，湛蓝海水，和雪白的山峦构成绝美的图画。”他说，“南极的启示是21世纪急需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迎来共同繁荣的世界。”

　　“在驻在国的大政方针，是由国家定好框架的。吴建民最难得的是在这个框架里100%地发挥。”曾在吴建民驻法期间担任使馆二把手的刘志明说。国家提出“和平与发展”，吴建民就“努力为国家交朋友”。他坚信对话解决问题更加重要。有的人不信，他不留情面，“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总想着打一仗，完全搞错了时代”。

　　吴建民从对抗的时代走过来，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首批工作人员，1971年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时，机场挂着的巨大送别横幅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在纽约，友好人士邀请中国人去看现代艺术画展，吴建民和同为外交家的施燕华小声嘀咕，“真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艺术，都看不出画的什么。”

　　可是40多年后，老两口经常一起感慨，要是当初没走出国门，祖国没走向世界，今天的生活不知是什么样子。

　　1990年前后，吴建民在布鲁塞尔的驻欧共体使团做负责人，东欧巨变让国际关系“一夜间天翻地覆”。

　　吴建民每次去欧洲议会，总是往座位上一坐，微笑着问，“先生们，咱们今天是讲英语，还是讲法语?”欧洲的高官曾不屑地说，“不知道3个月后，你们这个国家还在不在。”他笑着回敬，“等着看吧，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他回国当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美国国务卿访华，中方做了细致的安保工作。一位美国记者提问，“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是不是怕政权不稳，政府倒台啊?”吴建民一字一句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在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倒台!”

　　散会后，外国记者在走廊里拦住吴建民，表示感谢。“我等你这话等两年了!你这话一讲，美国就明白，中国不会有事了!”

　　几年之后的日内瓦，再遇到龙永图带领的入世谈判代表团，吴建民提了“至关重要”的建议，“要去见媒体，主动出击，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声音和道理!”